实地探访世界三大湾区见闻——写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出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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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湾曼哈顿岛

实地参观世界三大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计划发布前编写

记者朱文斌编辑祝建华

自今年3月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公布时间备受关注，官方规范也非常相似:即将发布。

目前，世界上有三个公认的大湾区——东京湾区、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自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问世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与三个大湾区的比较从未停止过。

那么，世界三大大湾区能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借鉴呢？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计划发布的前夕，5月中下旬，上海证券报记者走进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从西岸到太平洋东岸(601099)，再到大西洋西岸(600558)，从一排闹市区到紧凑有序的企业园区，再到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与当地政治和商业学者进行深入讨论，

政策:有形之手需要合理的界限

在美国学者看来，主要由政策驱动的东京-大湾区模式似乎并不可取。“政府应该做减法，而政府的作用是减少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的障碍。”

五月中旬的东京，艳丽的樱花已经从枝头掉落，取而代之的是繁茂的树木。早上，人们匆忙从各个地铁站涌出，并立即进入高层建筑。在工作时间，东京的街道上没有嘈杂的人群和拥挤的交通，甚至很难相信你已经来到了一个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

作为全球gdp最高的大湾区，东京湾区以金融和制造业为特色，汇集了丰田、索尼、佳能、nec和软银等全球顶尖企业。然而，许多当地人不愿意接受大湾区的说法，他们更愿意称之为东京都。

在日本瑞穗银行(Mizuho Bank)总部，该行广州分行的拟任行长中村信子(Shingo Nakamura)告诉记者，东京都市区以东京湾为中心，深度为80公里。它由“一城三县”(东京、琦玉、千叶和神奈川)组成，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城市基础设施最完善的大都市。虽然面积仅占日本的3.5%，即1.36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占日本的18%，国内生产总值约占日本的一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5万美元。

东京都市圈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政策的推动。东京，原名江户，150年前成为日本的首都。它的现代工业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依靠东京湾的优良港口建设临港工业，如纺织、机械加工和钢铁工业。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迅速恢复了经济，进一步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目前，东京已经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工业带——西边的庆应工业带(川崎市和神奈川县)和东边的庆应工业带(千叶县)。这两个工业带补充了东京的金融、总部和R&D功能，是东京大湾区成为世界综合湾区的成功经验之一。

瑞穗银行国际战略咨询部总经理严一郎告诉记者，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东京已经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从产业发展的顺序来看，东京一开始主要发展外向型产业。围绕这一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服务于出口导向型行业的行业迅速发展并积累起来。大约在1990年，日本出台了一项加强金融控制的政策，使金融业受到保护。后来，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出现，日本放松了金融管制，实施了金融自由化和发展政策。可以说，东京首先是一个贸易中心，然后是一个金融中心。”

然而，对横跨太平洋的旧金山的克劳德·莱格利斯来说，东京湾区的模式似乎并不理想。高乐德是斯坦福大学sri国际创新中心的主席和副主席。

“以前，日本出台了产业政策，在半导体、芯片和其他行业投资了数百亿美元，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失败。还有日本的氢动力汽车。人力和物力资源被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这完全是政府对资金分配管理不当造成的。”高乐德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但它需要一个长远的眼光来制定总的方向，让市场找到自己的痛点。

“政府应该做减法，而政府的作用是减少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的障碍。”这一观点已被许多美国学者认可。

曾任新加坡驻华外交使节的史丹福大学教授叶教授认为，政府可以干预，主要在于制定一些基本的法规，如制定空气体标准、食品和药品安全标准，以及创造良好的环境。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首席财务官、斯坦福商学院(Stanford Business School)会计学、经济学和投资学教授克里斯卡内洛斯(chris canellos)教授对记者表示，硅谷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政府因素，比如实施减税和回报政策、优化高科技企业的土地转让政策，以及每年在基础研究上投资数十亿美元。同时，政府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在于法律环境的建立。

前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广州国际金融学院院长、著名教授王建业对记者表示:“从大湾区的经验来看，政府有形之手的关键是要有合理的边界，政府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营造软环境上。软环境的范围包括优化商业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建设国际学校。”

人才:自由流动与创新精神

旧金山湾区的核心是硅谷。“硅谷只有两个成功因素:技术共享和人才流动。”

旧金山湾区的核心是硅谷，它是旧金山和圣何塞之间一条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但它是世界高科技的代名词，也是世界各地高端人才聚集的地方。

在硅谷，有100多万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人员。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聚集在这里，尽管他们在肤色、母语、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专业知识上有所不同。旧金山有句话，“集成电路”是硅谷的力量，它不仅是集成电路的缩写，也是印度和中国的缩写。

“硅谷只有两个成功因素:技术共享和人才流动。”山景城市长莱尼·西格尔告诉记者硅谷的情况。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称山景城为“硅谷的真正诞生地”，他在贝尔实验室共同发明了晶体管。

莱尼·西格尔说，在谷歌工作的员工可能会跳槽到其他公司，或者选择辞职创业。硅谷是一个可以用好点子建立企业的地方。这是山景城有这么多创新公司的原因之一。

“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才的流动可能会带来知识产权的侵犯。”他说。

根据莱尼·西格尔的说法，硅谷不是天生的，它的崛起得益于斯坦福大学。当时，斯坦福大学成立了一个社区组织来帮助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财政支持，帮助他们实现好的想法。20世纪70年代，硅谷成为半导体设计和生产的中心。1971年，一位名叫唐·霍弗勒的记者在《商业周刊》的电子新闻中首次使用了“硅谷”一词。硅意味着大多数企业从事高纯度硅制成的半导体；另一方面，这个山谷起源于圣克拉拉山谷。

在谷歌硅谷总部，记者会见了来自中国的卓佳和他的同事张。几年前，大学毕业后，他们去美国深造，然后留在谷歌，成为工程师。

在回答是什么吸引他们留在谷歌时，他们说这不是因为谷歌提供了高收入。“谷歌的收入不是很有利。我喜欢呆在这里的原因是这里有一个自由开放的工作氛围，我可以实现自己的想法或创造力。我的同事也是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他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同时，谷歌对其员工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并让他们感受到归属感和荣誉感。此外，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让每位员工都有机会相互联系。”

记者了解到，硅谷是世界上平均年龄最低的地方，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只有27.5岁。正是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建立了6000多家信息技术公司和8000多家生物医学或生物工程公司。去年，它们的产值超过4400亿美元，吸引了美国4000多家风险投资机构在这里繁殖，占美国风险投资机构总数的近一半，风险投资基金的一半以上。

在贯穿硅谷的“101高速公路”两侧，数以千计的高科技公司正在发明和创造能够改变人类、甚至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科技产品。

“硅谷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种精神象征。”高乐德告诉记者。在硅谷，年轻的精英们写下了硅谷的精神——允许失败的创新，倡导竞争、平等和开放。

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中美硅谷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汪洋给出了他对硅谷的定义——硅谷是一个人才、信息和资本在大学、初创企业和大集团之间有序流动和重组的地方。

汪洋说，人才是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资本来自美国数量最多、世界上最集中的风险投资机构。大学里的创业企业是小鱼小虾，而大企业集团为了健康成长，实现有序流动，一年要吃很多小鱼小虾。如果半导体工业衰退，硅谷将形成其他新的前沿科学并实现新的配置。

独角兽企业大江创新公关总监谢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道:“我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扶持政策。我们只希望政府能推出有效的政策，吸引人才来深圳。”

开放:创造更大发展的空

在纽约，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纳斯达克(NASDAQ)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优秀公司在这里上市。开放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机会和更大的发展。

当硅谷的年轻人在舒适的气候中漫步时，纽约湾区的精英们穿着西装，挤进了数百米长的狭窄街道旁的“混凝土森林”。与聚集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沙丘路上的风险投资机构不同，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更喜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尽管那里特别拥挤。

在华尔街的南边，纽约证券交易所位于百老汇18号，在高楼下面并不显眼，但是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在这里上市。就中国企业而言，截至目前，已有近90家企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包括大型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金融企业，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上市。纽约证交所上市服务部副总裁克里斯泰勒(chris taylor)表示，2017年有89家公司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融资总额为310亿美元。目前，纽约证券交易所有45个国家的23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5万亿美元，其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非美国公司超过500家。

纽约曼哈顿岛的另一个街区时代广场因其繁荣而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聚集了许多高科技公司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选择在这里开店，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目前，有110多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开放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机会和更大的发展。

“在中国宣布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之后，将会出现更多的金融就业机会，我们目前正在抓住并寻求合作机会。”帕克·萨顿投资银行(park sutton Investment Bank)创始人史蒂文·m·莱维特(Steven m.levitt)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在纽约设立办事处，这让它们更容易找到与中国的合作机会。

瑞银高级副总裁詹姆斯·j·谢伊正在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的信息。他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非常乐观。“那里的商业环境不断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拥有硬件和软件实力，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高乐德曾是英特尔风险投资(intel Venture Capital)的副总裁，负责25个国家的150多项股票投资。在他看来，世界上有三个地方将创造力、资本和创业文化融为一体，值得投资。一个是硅谷，另一个是以色列，第三个是中国深圳、广州和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在珠三角地区有一些投资合作项目。

一郎说，东京在参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有很强的危机感。目前，东京排名第五，仅次于纽约、伦敦、香港和新加坡，日本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就瑞穗银行而言，它将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在全球经济复苏和日本经济低增长的情况下，有必要在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拓展业务，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二是发挥桥梁和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日投资。

记者注意到，虽然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尚未出台，但开放的方向已经明确。一个月前，广东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着力形成综合开放新格局，认真落实国家即将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着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努力推动大湾区在科技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建设世界一流的湾区和世界一流的城市群。

建议:前瞻性规划和环境保护

硅谷和东京为环境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启示是注重前瞻性规划，把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从发展的角度看未来。

在访问大湾区期间，专家学者多次向记者提到，环境保护不容忽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极其高昂。

克里斯·卡内洛斯告诉记者，硅谷最初的发展并不重视环境保护，这给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最终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

早在1981年，圣何塞南部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无法饮用，并被附近飞兆半导体公司和ibm公司的设备泄漏所污染。1981年，由于有毒溶液的泄漏，飞兆半导体不得不花费1200万美元更换土壤和监测水质，最终飞兆半导体因付出沉重代价而死亡。

1983年，amd泄漏了化学物质，污染了附近的土壤和水，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以修复。根据数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amd和附近的几家公司抽取了泄漏源附近的土壤和水，并将其放入过滤系统进行处理。在此期间，总共有2.31亿加仑(约874，400立方米)的水被抽出、过滤、净化并以高昂的成本进行了更换。

在东京湾区早期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钢铁、化工、造船等重污染企业直接向东京湾排放废水，大规模土地复垦给自然环境带来破坏。浓烟滚滚的大烟囱也让东京看不到蓝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京花了30多年时间来改善环境，但当时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

硅谷和东京为环境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注重前瞻性规划，把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用发展的眼光看未来，做到长期、一致、协调的规划，不搞破坏性、无序的发展。

谈到未来工业发展的机遇，高乐德认为，在环境、人口老龄化、交通、农业、脑科学、医药、教育、泰空.等八个工业领域，创新和发展的机遇是无穷无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