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一带一路”，如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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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圆桌会议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亚洲区联席总裁丹尼斯德普克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大中华区副总裁姜浩、安永大中华区电力公用事业市场管理合伙人朱、华北研究部主任魏东

(没有特别的顺序)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新增投资143.6亿美元，占同期外商投资总额的12%，同比增长3.5个百分点。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我们在沿线国家投资时应该注意什么？如何使投资更好地体现“政策沟通、设施互联互通、贸易顺畅、金融中介和民心所向”的内涵？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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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占外国投资总额的12%。你认为这个比例将来会增加吗？

戴普:2017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占该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活力，这一比例在2018年将继续增长。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成功举行，进一步明确了该倡议的愿景，有助于提高外界对该倡议的认识。同时，较早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中国企业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所有这些因素都将推动中国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当然，由于中国企业处于全球化阶段，它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将与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平衡。

姜浩:经过近五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准备和探索阶段逐步过渡到拓展和发挥阶段。2017年之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是试点和探索性的，中国政府和企业在项目筛选、项目投资、风险管控和项目运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成功举办，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2.0阶段，为“一带一路”未来三至五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持续动力。我们判断，2018年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将进一步呈现出扩大参与者、丰富投资国家、项目领域多元化、支持机制系统化的趋势，这将推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总量和投资比例不断提高。

朱:从国家政策导向的角度看，党的十九大强调要推进建设，并将其内容写入党章。这项国家最高政策可以指导中国的海外M&A活动。因此，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时一定会考虑到这一点。从2015年至2017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复合年增长率远远高于外国投资。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刚刚开始推进，未来潜力巨大。从行业角度来看，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集中在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项目上，而金融、文化等领域还有待挖掘，以促进金融中介，沟通人心。从区域角度看，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关键国家。事实上，“一带一路”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沿线国家、周边国家和辐射地区，涵盖范围很广。因此，我认为中国沿“一带一路”的投资应该扩大，但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投资风险，如地理风险。东道国加强投资监管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

卫东:2017年，国务院四部委下发了《境外投资指导意见》，明确了政府对中资企业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鼓励境外投资6种，限制境外投资5种，禁止境外投资5种。其中，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投资被纳入鼓励范围。“一带一路倡议”是政府提出并推动的国家级发展项目。预计该政策的指导作用将在2018年更加明显。有海外布局需求的企业将把投资重点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比例将在2018年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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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工程将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你认为哪种项目更适合做示范项目？

戴普:通过加强国家间的互联互通和资源配置，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更加协调的方式在中国和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建立或加强大型经济并促进现代生产。因此，为了实现这一长期目标，示范项目应侧重于发展基础设施。新的道路、铁路、港口、能源和宽带基础设施将是改善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关键。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创造长期的积极外部效应，其投资资金可能主要来自公共投资，然后吸引私人投资。这一顺序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这些投资也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是绿色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国际合作可以通过提供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社会创新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并将在该倡议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姜浩:示范项目应该是中国企业擅长的、对被投资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应该进行复制，比如高铁、港口、核电和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应该给当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2.0阶段，海外合作园区的示范效应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发展工业园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有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拓展海外合作园区的发展。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环境不同，投资领域也不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也会面临很多风险。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有效地管理风险，取得长期的商业成功，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能够为不同类型的国家制定有效的整体进入战略，并深入实施，形成创新可行的投资和运营模式，并具有系统的发挥和配套资源的代表性项目，更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朱:我认为示范项目不应该局限于行业和地区。只有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长期发挥作用、具有稳定性、更好地体现“政策沟通、设施互联、贸易顺畅、资金融通、人文交流”内涵的项目，才能成为示范项目。例如，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属于“互联互通”，但如果采用新的融资方式，就可能涉及“金融中介”，如果能够体现文化交流，就可能产生“人心相通”的效果。这样一个具有联动效应的项目更适合作为示范项目。此外，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方面，应特别注意不仅用中国的资金，而且用政府的资金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首先，我们必须调动资本市场的力量，让地方资本市场参与其中；二是更多地利用周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第三，充分发挥中国的经验非常重要。例如，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不依靠政府补贴来保护资本，注重长期做法，同时在商业资本中发挥主导作用。如果这一经验被复制到“一带一路”的关键国家，它应该促进这一事业；第四，努力发挥人民币和本币的作用，加强合作是大势所趋。

卫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给企业投资带来很大挑战。示范项目的作用是通过探索项目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总结出可复制的模式，供今后类似项目借鉴。示范项目投资高、重要性强、影响大，可以给中国和东道国带来更高的效益。海外合作园区通过贸易协定和政府提供的激励吸引海外企业与当地企业合作，引导它们形成新的经贸合作机会。海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建立也表明，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能够使商业活动立即建立起来。这种激励措施对促进商业布局、降低经营风险具有显著效果。因此，海外合作园区的示范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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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力合作时应注意什么？

戴普:“一带一路”倡议的风险包括:由于一些国家之间的协议，一些项目缺乏经济可行性；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于缺乏协调，造成了一些产能过剩；技术原因和公众接受导致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复杂原因发展缓慢；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的能力差距，一些项目的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生产力发展的决策、融资、建设和实施的参与程度较低。一些系统性的机构监管合作框架可以用来规避这些风险。与此同时，一些第三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生产力发展方面拥有技术、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与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有助于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努力中取得成功。

姜浩:在市场层面，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发展和基础不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和力度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制定差异化的整体投资战略。建议企业采取“战略重点、伺机进入、长期培育、审慎观察”的四大战略，并据此制定经营计划和匹配资源。

就其本身而言，客观判断一个企业的优点和缺点比正确判断市场更具挑战性。了解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是合作和协同的基础，尤其是在复杂的跨境产能合作领域。有效判断双方在能力合作中的协同潜力，是实现他人优势长期成功的关键。

在安全层面，企业应注重在金融、咨询、法律事务、人力、上下游等方面培养强大的长期合作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能力合作不是单个企业的独角戏，而是对以企业为核心的整体体系的考验，特别是在后期扩张期，企业对于培育系统合作伙伴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朱::首先，产能合作必须利用中国优越的产能，而不是落后的产能。当然，优越的生产能力不一定是最昂贵和最先进的。同时，要因地制宜，这是保证项目长期效益的基础。其次，要以市场化运作为前提，注重评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不搞工程，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关键。最后，根据不同国家的优势，区别对待，因地制宜，为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卫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严重阻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仍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推进“互联互通”，加强区域产业贸易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海外经贸合作区，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深化经贸合作有很大发展。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预计将依次向一带一路周边和沿线国家转移，这将促进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经济、宗教、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投资者在与不同国家进行能力合作的过程中，应审视自己的投资规模，并对投资目的地的市场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偏好、投资优势、投资策略和具体市场条件进行初步调查，以最大限度地规避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