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2018:亟待破解哪些新矛盾 须坚守哪些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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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气候监测中心副主任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司司长
2018年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第一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立足新阵地,面对新矛盾,如何促进高质量发展?最近,我们邀请了四位专家来解读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
你认为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如何?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你认为2018年的高质量发展如何?
潘: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很丰富,关键是要把握与过去40年高速发展阶段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受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影响的要素不断增加、经济风险不断积累等问题。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此快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意味着依靠产品质量和品牌而不是低劳动成本和资源价格进行竞争,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经济内生力和创新力的增强,意味着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更紧密融合,意味着风险防控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发展的协调和不断提高。
刘尚希:高质量发展涉及三个方面:商品质量——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人的高质量——人口、劳动力的质量和工人技能的提高;高质量的环境-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是结构升级和高阶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是经济结构,也是区域和布局发展结构的优化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表明我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追求高质量发展,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一脉相承。
如何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情?
记者: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一直在下降,特别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不够高。2018年,如何刺激私人投资和各种市场参与者的活力?
潘:2017年投资增速回落是正常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调整的有效性。从1月到11月,私人投资的增长率为5.7%。尽管增长率在一年内有所下降,但仍比2016年同期快2.6个百分点。矿业私人投资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也大幅下降。然而,信息技术设备投资增长27.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24.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14.8%,表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民间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要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应进一步落实产权保护政策,改善经营环境,促进创业。从根本上说,这是积极巩固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基础,而不是消极应对投资增长数量下降。
刘尚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反映出市场主体缺乏活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更多突破,为民间投资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今年的工作要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着力推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发展国有经济,重点要放在把国有资本做强做大上。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的转变是国有经济微观基础的重大变化。区分产权和所有制,为国有资本更加灵活配置和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增强国有经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可以相互融合,民间投资的天地更大,这也使得大量的国有资本存量资产得以盘活。
为什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是关键?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这是否意味着财务状况趋于严峻?我们应该抓住什么样的“牛鼻子”来防范风险?
高培勇:在国内,当前的金融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金融领域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在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和“政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地方长期积累了巨额“隐性”地方政府债务。在一些地方,非法债务和非法担保一再被禁止,许多非法债务是从银行借的。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必须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过供给侧改革,控制金融风险源,缓解和释放风险压力。在有效调控地方政府债务的同时,也要全面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金融关系,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打好基础。
赵昌文:把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作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首先是近年来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发展严重失衡。金融业的净利润远远高于制造业,这导致了创新要素的“去虚拟化”。互联网金融热、资本运营热和就业金融热明显,不利于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宏观杠杆率迅速上升。随着金融创新的扩散,过度金融化和资本空转移现象突出,金融风险日益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安全基础。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镜像。无论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薪酬结构严重失衡,还是宏观杠杆率迅速上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强,都充分表明金融业的强虹吸效应将大大削弱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要努力解决“脱离现实到虚拟现实”的问题,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除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外,还应积极推进金融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
刘尚希:发展质量越高,就越要防范重大风险,保持稳步前进。社会分工越发达,相互依赖性越强,而“风险网”上任何一点的风险都会导致更多的风险。目前,许多创新是颠覆性的,具有“无限”的特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和化解因风险管理和控制不当而引发的新风险。为此,政府首先要做好“风险分层”工作,明确自己的定位。现在,要解决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些问题,监管者有必要对“风险”进行科学的分层。公共风险由政府控制,而个人风险需要由市场自己消化。今后,监管当局应注重监管,谨慎行事,利用市场手段实现优胜劣汰。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切实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同时加快建立适应新风险形势的金融监管体系。
哪些基本改革最值得关注?
记者:2018年,在基本的关键领域,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刘尚希:通过完善产权制度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做好一些基础工作,比如在国有产权向民营资本转移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市场化机制,实现平等交易。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形成新的产权?如何有效保护国有资源使用权、土地开发经营权和转让权?这些都是重大问题。目前,《物权法》已经出台,但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亟待完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必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市场产权交易的可预测性。
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改革。这是个大动作。过去几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粗放型模式带来的弊端也与地方党政领导在绩效考核中重视gdp等量化指标而忽视发展效率、资源和环境保护等质量指标有关。评估从数量转向质量,指挥棒的方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指向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污染预防能与稳定增长相平衡吗?
记者: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是十八大以来的一大亮点,也是2018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然而,在过去的两年中,污染防治与企业的经营,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小的冲突。如何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把握二者的平衡?
赵昌文:首先,应该明确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在新的时代和新的阶段,企业面临的环保要求比过去更高,不能继续旧的观念,不能按照旧的标准办事,地方政府不能继续把速度和规模放在第一位,搞差别化监管,甚至搞监管套利。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标准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在提高标准、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强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平衡各方面,不要操之过急,注意循序渐进。例如,显然落后的带钢企业必须被淘汰,但有些企业根据过去的标准是合格的,这些企业应该有一定的时间在一定期限内达到标准。
潘:一些地区的一些行业受到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一些环保压力较大的中小企业的困难加剧了,这是绿色发展的一大痛苦。例如,吃药会有副作用,但是如果你不能有副作用,你就不能吃药,所以你就不能治愈主要的疾病。必须坚持绿色发展,但在污染控制上,要注意运用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避免一些因治理方法过于简单甚至粗鲁而导致的民生问题。
刘尚希:科学进步的方法至关重要。相关部门不仅要及时、定期发布环保要求,明确各项指标,引导预期,还要给企业时间消化环保成本,不要搞体育或人为的经济波动。顶层设计和科学论证应该从一开始就做好。
经济发展面临哪些不确定性?
记者:2018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什么?面对那些“黑天鹅”和“灰犀牛”,如何实现稳步前进?
赵昌文:随着供应方结构改革的深化,企业预期逐步提高,市场信心不断增强,金融风险得到有序化解。然而,经济运行仍面临下行压力,内生增长势头不够强劲,金融业“灰犀牛”风险依然存在。纵观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般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后发优势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驱动力。同时,需要依靠改革,这样后发优势的潜力才能释放出来。
潘程健:我认为有四个主要的不确定性:
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存在不确定因素,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可能抬头。
第二,风险防控,尤其是金融风险防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流动性变化。
第三,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继续大幅上涨,对2017年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促进利润快速增长、促进企业库存积极调整、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强企业信心。2018年,生产者价格指数的上升势头趋于减弱,而上游价格上涨对下游的压力趋于上升。
第四,污染防治继续加强,这可能进一步对相关产业和一些过度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地区造成压力。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和挑战,我们首先要看到,促进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我国重大社会矛盾变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其他选择。同时,要看到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是正常健康的,符合预期,在合理范围内;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高质量生产和生活方式概念的逐渐形成,我们对经济衰退的容忍度正在增加。
要坚持长期争取成功的长跑思维,改变对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过于敏感的习惯,认识到“稳定就业”的基础比过去更加牢固,“先进质量”的要求比过去更加明确,把目光从数量和速度转向质量和效率,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积极推进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为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第一年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刘尚希:一些改革政策没有真正扎根,这可能成为不确定性风险的新来源。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是防范“黑天鹅”的最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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