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贸区成都区域制度创新领跑第三批自贸区：成都自贸建设进入新阶段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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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1+3+7”开放格局下，制度创新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主要任务之一。

近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2017~2018年)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2018年制度创新指数》(以下分别简称“蓝皮书”和“制度创新指数”)发布，引起广泛关注。

在制度创新的整体排名中，深圳前海蛇口区以微弱优势“超越”上海，位居中国第一。四川自贸区成都片区引领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金融管理和服务创新排名第一。

事实上，成都作为自由贸易领域的“后起之秀”，一直在探索内陆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道路，以开放促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过程中，高效自主创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中山大学自由贸易区综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傅正平特别接受了《国家商报》(以下简称《国家商报》)记者的专访，并就成都牵头四川自由贸易区第三批自由贸易区相关事宜进行了解读。

强迫的

“打破传统思维，带来改革和竞争的思维”

Nbd:正如蓝皮书中提到的，国家自由贸易区在不同领域的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不同的进展。其中，以“分配诉讼”为标志的政府职能转变呈现出“集体进步”的趋势。你认为FTZ给成都的政府职能转变带来了什么新变化？它为内陆开放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

傅正平:一年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推动下，全国贸易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很大进展。

总体而言，各贸易试验区围绕“配送服务”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尤其是“互联网+政府服务体系”的改革创新，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效率，改善了企业和个人的便利，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的利益感。

例如，在成都，大多数省级机关都是分散的，如“一个印章审批”、“三形横向平行审批”、“国王形纵横联合审批模式”、“第一证通”、“只办一次”、“不开会审批”等。，优化了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了审批项目，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和服务意识。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内陆省份的最大意义在于打破传统思维，带来改革和竞争的思维。内陆省份行政权力相对较强，与沿海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不够高，这是内陆对外开放的主要障碍。

然而，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改革，限制了政府的行政边界，迫使政府将资源控制者转变为公共服务提供者，从而逐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对内陆省份的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

“川渝加强合作，共同做大做强西部市场”

Nbd:我们注意到，在制度创新评价的五个一级指标中，四川自贸区成都地区在“投资便利化”和“金融管理与服务创新”方面均位居第三批自贸区之首。在你看来，成都为什么能领先？你能举一个你知道的具体案例吗？

傅正平:成都做好了第一批、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改革经验的复制和推广工作，并结合自身经济条件和产业结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另外，成都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在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脱颖而出。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名单制+责任制+监督制”模式可以保证具体政策措施的落实。同时，99%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备案材料减少90%以上，包括实行“双随机性和一公开性”等事后监督改革措施。

在“金融管理和服务创新”方面，成都主要是在科技金融方面表现突出。例如，“科创通”等平台可以为科技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同时，成都还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了第一家网上银行“新网银行”，将成都的特色与众多中小企业相结合。

Nbd:您认为四川成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和“法律环境”方面能有哪些突破和创新？成都在复制和推广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的同时，能否形成“一个单一体系”等创新成果？

傅正平:在贸易方面，成都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没有河流和港口，很难开展“水铁-空”的立体多式联运，货物贸易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我们建议加强与重庆在货物贸易方面的合作。

成都和重庆都是西部的重要城市，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可动摇。他们都具备中欧列车、空交通和水运的条件。他们可以加强合作，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共同扩大和加强西部市场。在服务贸易方面，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成都优越的商业环境，吸引高端服务业集聚。

在法治方面，成都的法律保障框架已基本完成，并制定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四川保监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也为金融改革的需要提供了制度支持；FTZ法院被批准筹建，成都仲裁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咨询委员会和“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心也相继成立。

下一步，建议进一步推进相关改革，提供更多制度保障以适应改革需要，进一步提升FTZ法院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和涉外案件的专业性，切实成为司法手段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加强诉讼与调解对接等法律服务。

多式联运系统是成都在新的一年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起点之一。在形成创新成果的过程中，各自由贸易区可以也应该相互借鉴，并不时总结和梳理自己的改革成果，从而达到相互协调、合作、学习和进步的目的。

参考

"成都的金融发展应该定位于服务科技企业，避免贪婪和完美."

Nbd:成都自由贸易区可以从第一批和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中借鉴哪些经验？成都能有什么突破，尤其是在金融开放方面？

傅正平:制度创新是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初衷。作为内陆地区，有必要在政府职能和商业环境的转变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政府需要开放“数据岛”，实现数据和资料的跨部门传输、收集和共享。

所有好的制度创新措施不仅要在成都迅速推广，还要在四川同步实施，使FTZ的制度创新功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在金融开放方面，当前的金融发展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能由金融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来驱动。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成都金融发展应定位于服务科技企业。在这方面，它可以加强与前海的合作。在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新三板、融资和上市等领域，双方自由贸易区可以建立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攻击防御阵地

“成都应该敢于率先引领内陆自由贸易区制度创新”

Nbd: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成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硬骨头”。你对成都下一步的整体发展和运营有什么建议？

傅正平:总的来说，成都的制度创新有很多亮点，在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处于领先地位。当然，与前海、上海等前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成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和提高。

根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评价结果，在下一阶段，成都需要进一步保持和巩固金融创新和投资便利化优势，进一步增强科技和金融领先优势，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进一步发挥宜居宜商优势，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

在贸易方面，要进一步突出中欧列车优势，提升多式联运基础设施和协调体系，进一步扩大货物贸易。

同时，要大胆创新，利用成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开发中欧旅游列车，大力推进服务贸易。在法律和行政方面，成都应该敢于率先，引领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引入更多的创新改革。

作为深化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试点城市，成都提出加快建设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一批航空空发动机保税维修、中药服务贸易等样本企业和重点项目，重点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您认为成都应该如何利用FTZ这个平台来推动服务贸易创新？

傅正平: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基本覆盖了中国所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改善服务贸易是中国贸易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使命之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应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制度创新高地。成都地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首先，探索将服务贸易纳入“单一窗口”管理。实现自贸试验区与国家“单一窗口”标准规范的融合对接，加快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扩展到技术贸易、服务外包、维修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条件成熟后逐步将服务贸易出口退(免)税申报纳入“单一窗口”管理。

第二，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充分利用试点窗口，探索更便捷的跨境人员交流和专业资格互认，与货物贸易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法律、咨询、旅游和设计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合作。

第三，加强与港澳的合作，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系。金融、物流、信息、咨询是香港的主导产业，中医药服务贸易是中央政府赋予澳门的重要使命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后，成都应充分利用与大湾区的水陆联系优势，发挥大湾区服务贸易优势的主导作用。

编辑陈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