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码基础研究投入 广东弥补创新短板

本篇文章2175字，读完约5分钟

[摘要]目前，广东正从模仿创新和浅层次创新向原创创新和突破性创新转变，这需要足够的基础和主导创新力来支撑。“特别是在尖端技术行业，基础研究至关重要，而且速度更快。”

以创新为最大的推动。5月18日下午，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在“广东省企业与省长面对面咨询会”上提出，政府将承担基础研究的责任，目前正在研究基础研究领域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和海洋经济七大领域。

会上，16名粤商代表就创新技术研发、人才引进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了建议。其中，“创新与发展”被多次提及，成为演讲的焦点。粤商代表认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支持创造创新环境和创新服务。马兴瑞当场做出了上述回应。

根据广东省科技厅披露的数据，广东省的基础研究经费仅占全社会的研究和实验发展支出(即R；d基金)4.23%，低于中国5.2%的平均水平。"这与广东的定位有关."广东省委党校经济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徐德友向《时代周刊》记者表示，广东已经建立了国家科技产业研究中心，这使得研究偏重于应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璐(音译)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广东正在从模仿创新和浅层次创新向原创创新和突破性创新转变，这需要足够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创新力量来支撑。“特别是在尖端技术行业，基础研究至关重要，而且速度更快。”

基础研究有很长的转化周期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互依存的."徐德友认为，只有进行足够的基础研究，创新才能持续。

这一说法已在企业中得到证实。佛山市南海科瑞超声波电子(000823，诊断单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超声波”)是中国第一家开发超声波雾化技术的公司。之所以是第一个，是因为大多数企业不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在经济效益低的雾化薄膜的基础研究上。

负责技术研发的黄宝坤告诉《时代周刊》记者，当时国内超声雾化技术缺乏基础研究，核心成分雾化膜长期被德、日垄断。没有基础研究和开发，它只能被技术扼杀，依赖高价进口产品。凯里超声只有完成超声雾化技术基础研究的课题才能有所突破:建立实验室对雾化片进行长期测试，记录原始数据，包括雾化粒度、湿度可控范围、雾化片的耐蚀性等。“所有实验数据都经过了至少100次实验，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对产品性能进行了调整。”黄宝坤说。

目前，该实验室已通过多项测试，具备sgs见证实验室资质，成为国内超声雾化行业第一家cnas认证实验室。该实验室发布的检测报告可以在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相互认可，如美国和欧盟。接下来，它将引领行业进入国家标准时代，并加速行业的供应方结构改革。

从我国未能突破超声雾化的核心技术到国际公认的检测报告的发布，凯里超声对超声雾化的基础研究至少花了5年时间，耗资4000万元。可以看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周期相当长，不是每个企业和R&D机构都能忍受这样的孤独。

"从实验室原理和数据到工厂生产线的商业化，这个周期非常缓慢."万璐给《时代周刊》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花了10年时间开发出某种气垫产品，从论文发表到商业化。他解释说，创新的原则是由几个甚至几十个实验者对项目进行研究和开发，但是当这一原则进入大规模生产时，一方面我们应该考虑控制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适应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时降低次品率。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的周期长、速度慢，难以得到企业的单独支持。"从全球来看，大多数基础研究是由民间社会和政府完成的，而不是在企业中."万璐说，在国内，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基础研究的责任。

广东对R&D的基本投资仅占R；资金的4.23%

与具体的应用型R&D项目相比，基础型R&D似乎“远非干渴”。但最近的中兴事件让整个社会意识到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方。

在过去的27年里，中国的R；d基金和r；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基础研究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资金的比例是“总量增长迅速，比例过于稳定”。前者从1990年的9.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920亿元，而后者长期保持在5%的水平。

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基础研究相对滞后。根据广东省科技厅的官方网站，全省的R；据资金统计，2000年广东基础研究投入1.8亿元，应用研究投入6亿元，增长了3倍。直到2016年，两者的差距逐渐缩小，基础研究投资达到86.02亿元，应用研究达到163.9亿元。

尽管如此，广东的基础研究支出在全国并不是一个“好看”的数字。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广东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瑞军表示，广东省在R&D的基本投资仅占R；D 4.23%的资金，尚未达到全国基础研究投资5.2%的平均水平。与北京的14.22%和上海的7.4%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这种差距有客观原因。根据王瑞军的分析，广东在科技大院、大学和大学方面缺乏布局，这是一个自然的劣势。《时代周刊》记者采访的许多学者都同意这一点。“在计划经济时代，广东不是重点发展地区。主要科研基础设施其次是大学、实验室、国有企业等。例如，在北京、上海以及东北和西北地区。这些布局点仍在发挥作用。”万璐说，高校是基础研究的重要载体，而广东高校较少，这就导致了基础研究经费整体占比偏低的客观事实。

此外，广东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主要原因。万璐认为，基础研究的特点是不直接创造生产，其属性是公共资源，而不是市场导向的产品。基础研究不可能很快实现，只有应用研究才能根据市场需求有效地推动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广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应用研究，其中近90%是由企业承担的，而基础研究很少是由企业承担的。

"广东提出建立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使研究更具应用性."徐德友告诉《时代周刊》记者，这一定位使得R&D更加注重产业转型，而基层R&D所占比重较小。

增强研究实力的内部和外部培训

广东在2017年的全国科学奖大会上获得了38个奖项，其中28个是科技进步奖，10个是技术发明奖，但缺少自然科学奖。数字的差异也使广东认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去年，广东试图引进省外和海外的高端R&D机构，包括冷泉港实验室和斯坦福国际研究所等海外顶尖创新力量，并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等国内一流研究机构合作建设研究机构和实验室。这些科研机构都涉足全球热点的尖端科技产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

“要抓住前沿产业，基础研究不能慢。”万璐认为，广东需要足够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创新力量来支撑其原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特别是在前沿产业，如果我们想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就必须做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很快。一旦它减速，就会被其他地方抓住，并卡在技术咽喉上。”

徐德友认为，在广东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这些领先的科研平台可以吸引高端人才留在广东。“大量人才在科研机构做基础研究，这正是广东需要的。有了这些高端的平台载体，广东自然可以吸引人才进来，留下来，后续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研究也可以跟上。”

除了利用外部力量投资基础研究，广东还在实践“内部力量”。根据《广东省新R&D机构发展报告》，按照规划，到2020年底，广东将力争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机构覆盖率达到40%以上。截至去年底，广东省新增R&D机构219个，加快了创新资源的集聚，增强了创新能力。去年，新R&D机构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估计达到8454项，近三年增长率约为36%。平均而言，每个机构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38项。

通过内部和外部培训，广东的整体创新能力有所提高。去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组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显示，2017年创新能力首次在中国排名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