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加快转型 农村金融积极助力从安义农业新变化看农村金融如何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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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每年都很忙，但是现在的景色不同了。没有了田埂上的劳动热景，在春耕季节，标准的良田上只有几处零散的大型机械设施。对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的许多农民来说，现在的春耕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哪里？面对变化，农村金融准备好了吗？带着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两年后再次来到安义县。到处都有记者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新活力，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金融支持正在悄然改变。

产业升级的新形式

令计划和他的绿色能源公司的发展轨迹最能体现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转变和变化。

2010年，令计划在安义县成立了江西绿色能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传统水稻种植。如今，绿色能源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农业龙头企业，拥有2万亩出让土地、5万亩委托土地、年加工大米4万多吨，打造了自己的品牌，带领6700名农民致富。2017年，令计划还当选为第19届党代会代表。在绿色能源公司的生产基地，不仅有专业的机械维修中心、稻谷烘干车间，还有精米加工厂和农民培训学校。在这里，令计划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的全程连锁和一站式农业生产发展理念。可以说，从传统种植到农业发展、水稻种植研究和优质粮食加工一体化的农业综合开发基地，以绿色能源公司为代表的农业发展新动能和新商业形式已经萌芽并破土而出。

同时，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带来了产品结构的优化。与传统杂交水稻不同，绿色能源公司的优质水稻种植面积已达到90%，公司研究中心一直在加大投入，开发更多的优质水稻品种。令计划告诉记者，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消费者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质量安全、口感好的优质大米。为此，绿色能源公司还通过采用科学种植和土地轮作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促进了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双升”。

“绿色能源模式”可以说是安义县农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事实上，随着农业供给体制改革的深入，安义县以绿色能源公司为代表的农业龙头企业主动改善产品结构、提高种植技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政策优势为产业升级提供保障。安义县作为江西省乃至全国首批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发证和抵押的试点县，土地流转为规范化改造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保障，金融在“两权”抵押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过去的两年里，安义县的标准化农田越来越多，现代农业园区和果蔬标准园区不断涌现。全县以“粮、油、菜、果”为重点的优质农产品(000061，诊断库存)供应能力不断提高。在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下，农村经济全面改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断推进。

农村金融的新改革

农业转型升级必然导致农村金融的新变化。随着安义县农业产业的新变化，金融也在悄然变化。

传统的涉农金融机构在变革过程中开始自我修正和调整。成立专门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业务部门后，地方涉农金融机构重点积极拓展涉农抵押物的范围，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专项培育和“两权”抵押等重点领域创新抵押、信贷和担保信贷产品。安义县农村商业银行行长熊晓梅表示，绿色能源公司只有一个客户以五种形式提供农业生产资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业机械工具抵押贷款、惠农信贷、工业扶贫贷款和普通担保贷款。同时，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使技术和金融产品成为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从中国农业银行安义支行了解到，惠农便利贷款是利用惠农卡的客户信息和现有贷款客户的数据，通过互联网技术提供纯在线服务的金融产品。因为它突破了实物空房，所以可以有效提高农户贷款效率，降低贷款成本。

与农业无关的金融机构开辟了新的发展思路，并开始转向服务农村。记者了解到，2018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601939)决定全面恢复江西省县级网点，这是大型银行撤出江西省县城后的第一次回归。城市商业银行九江银行在建立全覆盖县级支行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普惠金融部，并模仿传统涉农金融机构，专门配置涉农贷款额度，配置专职人员从事乡镇金融业务，独立评估涉农贷款在10个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试点县网点中的比重。正如建行安义支行行长李华权所说，谁能快速有效地应对农村金融需求，谁就能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安义县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大量新型农业经营实体涌现，规模化经营显著提高了农民的融资需求。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的信贷投入，中国人民银行安义县支行通过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和支持农业再融资，将辖区内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奖励给地方贷款。据统计，2017年，全县发放支农贷款1800万元；今年一季度，全县各类贷款余额125.3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97.5亿元，占比77.8%。

转型道路上的新期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面对农村工业化升级带来的蓝色海洋，尽管金融机构一直在努力调整和完善，但仍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共担责任，才能形成中国农业银行相互促进、效益最大化的双赢局面。

金融的核心是风险控制，农村市场也是如此。然而，大多数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贷款官员的人为控制阶段。尽管银行监管部门已将企业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放宽至4%，但这一容忍度在实践中并未大幅放宽。当不良率非常敏感时，银行对风险的责任仍然很大。银行也有相应的不良贷款豁免尽职管理措施，但很多基层信贷人员都在实际操作中有所体现。尽职调查豁免很难界定，但无论结果如何，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银行的整体放贷热情。由于信贷纪律制度的约束条件较高，与农村不可信任人员的生产生活需求关系不密切，容易造成威慑效果的“失效”，银行只能实施更严格的风控。因此，尽管做了大量工作为“三农”服务，但沉重的抵押、沉重的担保和缓慢的放贷使一些金融机构饱受批评。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仍有待金融机构进一步思考。

针对农村金融市场，国家不断支持政策，地方政府也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奖励补贴、设立风险缓释基金等措施。，积极提供他们掌握的信息并分担一些风险，但这远远不够。随着农村金融业务的深入和覆盖面的扩大，缺乏风险缓释能力的人越来越少。以安义县为例，作为“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县，2017年安义县发放“两权”抵押贷款5946万元，与地方财政设立的300万元风险缓释资金相比，不足以有效实现风险分散。一旦风险暴露，风险补偿就很难确定，过程多、耗时长，这也让银行担心。甚至一些扶贫贷款，由于政府担保过度，很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造成大量农民恶意拖欠贷款。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应针对脆弱行业实现进一步的风险分担和缓解，同时应严格控制推荐流程，并在恢复阶段分担风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可能是目前政府部门对财政的最大需求。

在一次采访中，中国人民银行安义支行的彭伟向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支持农业转型升级不能靠一个单位单独战斗，而是要靠社会各界携手努力，形成巨大的合力，但金融机构应该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至于如何找到农业经营者、银行和政府之间的结合，他认为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