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加入人才争夺战 户籍改革覆盖普通劳动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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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提出以多种方式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创新主体引进急需的人才。3月26日，上海召开人才工作会议，发布了《加快实施上海人才高峰工程行动计划》。北京和上海的加入，意味着从2017年开始的城市人才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目前，北京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被迫加入。从去年甚至前年开始，二线城市加大了对人才的争夺。比如，南京只要不到40岁，有学士学位，就可以落户，今年前三个月，Xi已经有15万人落户。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和上海必须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志勇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城市已经降低了吸引人才定居的门槛。然而，在城市人才争夺战的背后，并不仅仅是人才的去向问题——人才流动能否成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最终实现人口自由流动的杠杆？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第一个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迫切。

瞄准高层次人才

2018年，Xi安的表现尤为抢眼。3月23日，Xi宝安区宣布了一项措施，即“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生只能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在大Xi区网上落户。”据报道，在公告发布的当天，共有8050人入住并定居Xi，截至25日凌晨，三天内共有15552人入住并定居。

只有脚知道鞋子是否合适。有多少被政策、福利、高薪和潜力所掠夺的大学生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和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大学生并不完全等同于人才，攫取人才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才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原指出，全国许多城市都出台了人才政策，许多城市只是想抓住人才，而不一定是人才。最明显的例子是，目前许多城市的户籍主要是大学生，而外来人才的数量相对较少。从城市引进的人才不到新增家庭总数的1/10。

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居民人口的快速增长应该受到限制。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的英雄帖子则是发给高层次的海外华人人才的。

《北京市人才引进管理办法(试行)》提出，人才引进将围绕北京“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包括创新创业团队、文化创意、国际交流中心建设、金融、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人才。，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反映了北京对人才的渴望。《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引进无产权人才可在用人单位所在区的集体户或人才公共服务机构的集体户落户。引进人才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随着他们的调整而移动。由于北京的集体家庭在购房后可以将户籍转移到房屋名下，这为一些人才获得北京户籍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

3月26日发布的《上海市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计划》提出，对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光子科技、大数据等13个领域的人才高峰应给予“本人及其家庭、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庭可直接申请本市户籍”等优惠政策。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体系，努力营造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把上海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期待的人才之地。

覆盖普通工人更重要

“这种界定人才的做法将导致住区的分化，并扩大人们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如果权利与身份联系在一起，那么在未来的人口结构中，低技能劳动力将会不足，公共服务现在是歧视性的，而不是平等的，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城市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明路曾向《时代周刊》记者表达过自己的担忧。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继鹏表示，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覆盖普通工人更为重要。

在这方面，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步伐已经加快。

今年2月15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发布了《促进非居民在东莞城市落户实施方案》。根据计划，积分制的定居政策将被取消，只要你在东莞参加了5年的城镇社会保险并申请了5年的居住证，你就可以定居下来。在以往的积分制定居方案中，教育背景、房地产等指标往往占据较高比例，而新方案则全面放宽了定居限制，包括8个关键群体，如已就业并在城镇居住五年以上的人口、家庭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和新生代农民工。根据新的规划，在“十三五”期间，东莞将努力实现约50万非居民人口的定居。

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山市起步较早。今年1月23日，中山市发布了《促进城市外来人口定居实施方案》。除了取消积分结算政策外，重点是调整合法稳定居住就业户口政策，规定连续三年在中山居住并连续三年参加社会保险且拥有自有住房的人员可以申请结算；在中山居住满5年且参加社会保险满5年且无自有住房但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共同生活的父母可以申请定居。

东莞、中山等地降低了定居门槛，这是在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的通知》，提出全面放宽城镇落户条件，继续实施1亿非户籍人口进城落户计划，其中1300万将于2018年落户城镇。但是，文件还提到，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区分市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的安置条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转移点和户籍渠道。

可以看出，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户籍政策短期内不会太宽松。“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一线城市对户籍开放一直非常谨慎，对人口规模也有相应的上限。短期内放开户籍是不现实的。这些城市的发展最有可能改变人口结构。在北京，这体现为“一进一出”:去年，北京放宽了一些普通工人，今年又允许高科技人才或投资者进入家庭，为他们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王志勇分析了《时代周刊》记者。

需要解决的公共支持问题

户籍改革的难点在于户籍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经济适用房等公共服务密不可分。由于这些服务是由行政区划提供的，大规模的移民在当地定居，这必然会大大增加当地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王志勇对《时代周刊》记者分析说:“增加一个新人不仅会安定下来，还会提供一系列的社会保障，这要靠当地的财政。上海的金融实力非常强大。它可以直接将崇明岛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并直接融入城市体系。然而，即使是中等城市，财政压力也将非常大。”

2017年，Xi平安的“抢人”政策在西部地区也表现良好，共有超过25万新移民。然而，与登记人口相比，常住人口的增长并不明显。原因是，除了一些新登记的人口已经属于永久人口之外，当地就业机会和城市支持因素也影响到他们吸收人口的实际能力。「居民人口的增加主要视乎本地的工业结构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是否有充裕的就业机会。与东部城市相比，其产业结构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有限。”王志勇分析道。

就业机会等公共资源是有限的，这体现在缺乏在人才竞争中真正吸纳人才的能力。然而，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在人的城市化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人口奶酪的移动，而有限的资源使户籍改革面临尴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镇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玲曾在Caixin.com撰文分析，当前户籍改革面临新的尴尬，即“政府和农民都不热”。在城市地区，户籍改革主要是针对在省市登记的农民工。持有居住证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可以定居下来。农民工定居的门槛仍然很高。与此同时，城市居民也担心农民工市民化会共享教育等社会资源。由于土地权利和其他问题，农民可能也不愿意在城市定居。户籍改革因此陷入困境。

城市资源有限，因此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农民工的市民化，也意味着农村地区的内生造血。《关于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任务的通知》提出建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创建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和试点区，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000061、医药股)、农村老年休闲旅游、现代农业和互联网加设施农业。

王志勇表示，政策思路是将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手段，使农村地区不仅能发展第一产业，还能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和家庭旅馆。“农村农民安家落户的问题不是很大。我认为农民定居的主要目标群体是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稳定这些人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王志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