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五大关键词 解读疫情下的中国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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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8%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在4月20日出版的第12期浦山论坛《疫情下的第一季度数据和年度经济展望》中,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解释:超级疫情、中国计划、阶段性成果、超级压力和政策重新定位。超级疫情:疫情的爆发原因、传播模式和政策治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带来的恐慌和意外冲击是经济和社会系统无法承受的。中国计划:核心内容是“严格控制疫情”+“相对适度的经济对冲和经济援助政策”。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真实的经济影响,而不是金融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欧美模式引入大规模救助政策,所以我们必须理解中国计划的内在逻辑。阶段性成果:从结构上看,中国恢复工作和生产的进程相对平稳,许多参数在3月份出现反弹,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灵活性。超级压力:未来不是马平川。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全球疫情发酵、金融市场动荡、外部需求下降、周期性和趋势性压力、复工、破冰、重启等五大下行压力的叠加。政策调整:这是经济周期正常化的窗口时期,不仅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要宽松而非稳定的货币政策。鉴于最近关于是否设定gdp增长目标的讨论,刘元春指出,尽管前面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应该有目标和方向感。如果中央政府没有一些硬性指标来引导,各部门、板块和微观主体的预期和行动将是松弛和无序的。“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我们必须有一个超级控制模式和一个政策控制模式。”
五个关键词解读疫情影响下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
文本|刘元春
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和形势可以用五个关键词来解释:超级疫情、中国计划、阶段性成果、超级压力和政策重新定位。
为什么要注意这五个关键词?因为这五个关键词有内在的逻辑。
超级疫情在第一季度对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第一个关键词是超级流行病。
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影响是自然界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尽管过去曾发生过许多超级疫情,以及许多经济和金融危机,但这种超级疫情发生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通信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它的高传播率和高死亡率使得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是导致全球经济和社会在短时间内停止发展。
它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仅来自供应方,也来自需求方。更重要的是,在爆发原因、传播途径和政策治理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和意外影响是经济和社会系统无法承受的。
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8%,是自季度统计形成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直接证明了疫情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要理解中文方案的内在逻辑,第二个关键词是中文方案。
中国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严格控制疫情”+“相对适度的经济对冲和经济援助政策”。
这种结合是基于我们的国情和治理体系。1月23日,武汉被关闭,1月25日,中央政府成立了疫情领导小组,随后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直接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关闭。
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经济政策首先从属于疫情。疫情防控取得一定成效后,特别是2月中下旬,国家由综合防控阶段转向协调防控和经济对冲的新阶段。
在此期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援助措施,同时采取了分阶段复工复产的政策,并在金融、货币、就业、民生、改革等一系列领域推出了相应的政策应对措施。
由于中央政府给与精神,部门给与政策,地方政府注重政策的执行,许多人觉得这些政策支离破碎,整体性不强,没有深入人心。3月下旬和4月,在美国推出超级对冲政策、日本等国推出自己的救市政策后,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否过小,是否过于注重经济刺激而忽视了危机救助。
事实上,通过全面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政策是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力度也不小。
从现行财政政策出台的1.3万亿计划和已经实施的5000多亿元的政策支出来看,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在于:一是扶贫;二是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费及相关贴息贷款等。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通过降低RRR和降低利率来增加流动性。尽管这仍是一个缓慢的步骤,但截至3月底,整个第一季度m1、m2和社会融资类股的增速已升至一个新的高度。据统计,目前,整个货币政策发放的支持资金已达4.4万亿元。
同时,在民生导向下,传统的“六个稳定”得以延续,“六个稳定”中的第一个稳定就是稳定就业。该政策明确了稳定就业是当前经济和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出台了五项政策,包括补贴企业以保护工人和生产,增加失业救济,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地转移就业,改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以及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除了商务部出台的20项稳定外贸和外资的政策,国家发改委牵头的23个部委出台的19项促进消费的政策,以及一系列其他类型的配套改革政策外,应该说整个疫情期间的政策都是根据中国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逐步实施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引入大规模救助政策?由于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各种压力与欧美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承受能力也明显不同于欧美。
例如,在就业政策方面,美国主要通过发放救济基金来抑制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德国主要救助企业以降低失业率;我国的计划介于德国计划和美国计划之间,这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大量移徙工人没有享受失业救济,仅通过发放救济资金难以惠及边缘群体和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只有透过传统的民生系统,才会有一些纾困的压力。例如,如果简单地给予一些中小企业补贴和贷款支持,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主将难以从传统的金融渠道获得贷款和补贴,难以通过传统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救助大量灵活和非正规就业人员。
根据第一季度的数据,居民收入降幅最大的是经营性收入,而相应的经营性收入主体大多是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主。由于停产,他们不仅要承担经营亏损,还要支付租金和各种固定费用,净利润急剧下降。因此,如果对这批人的援助也是按照欧美模式进行的,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货币政策也是如此。欧美流行的第一波是超级金融冲击,而第一波金融冲击是流动性冲击。这决定了欧洲和美国的救援计划必须是流动性对冲。
然而,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影响。因此,中国不能按照美国模式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冲疫情下金融市场的快速流动性收缩,而只能以货币政策为导向来拯救实体经济。
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中国计划的内在逻辑和相应的科学性。
第三个关键词是阶段性结果。
目前,中国在遏制疫情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是一个奇迹。从1月23日武汉关闭到4月8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新确诊病例基本处于零状态,充分证明了中国计划的正确性。
严格控制带来的代价是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6.8%。这是个大价钱吗?
目前,预计第一季度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收缩都超过了两位数。例如,预计美国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15.4%,英国可能收缩11.4%。
目前,欧美疫情发展的高点尚未完全显现,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因此第二季度欧美经济下滑将大幅扩大。欧洲和美国的计划在早期是非常“佛教”的,他们想救人和保护经济,或者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以资本为中心。然而,中国的计划没有这样一个摇摆不定的目标,并直接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
目前,疫情的发展表明,希望拯救人民和拯救经济的美国最终可能会拯救人民和破坏经济。目前,人们普遍预测美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3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
因此,我们必须从全球和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8%的结果。从结构上看,恢复工作和生产进展比较顺利。许多参数在3月份出现反弹,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反弹,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弹性。
因此,这种阶段性效应恰好证实了“严格控制+适度经济对冲”方案的正确性。
第二季度,我们仍将面临五个下行压力的叠加,第四个关键词是超压。
未来是马平川吗?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在恢复生产基本完成、经济周期开始正常化之后,我们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停止生产的压力,而是五种下行压力的叠加。
一是全球疫情仍在发展,国内疫情防控仍需要“内防反弹、外防投入”,这必将给经济复苏带来制约。
第二,之前的金融市场冲击和持续的金融冲击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仍将发生。
第三点是,由于各国在严格控制过程中的经济关闭和世界经济的关闭,以及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断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下降。我们相信,这种影响将在第二季度得到充分体现,这也是各种下行压力中最严重、最重要的一个。
第四是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周期性和下降趋势的压力。在流行病的影响下,这些周期性和趋势性压力可能会进一步显现。
第五是如何使恢复工作和生产正常化的压力。我们需要强大的驱动力,这样车厢停下来后就能迅速产生破冰效果并恢复正常。这种强大的驱动力意味着重启成本将非常昂贵。
这五种压力的叠加将使我们在第二季度面临比第一季度简单的经济关闭更大、更复杂的压力。
政策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而非稳定的货币政策
第五个关键词是政策重新定位。
3月17日、4月8日和4月17日,一个月之内,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全面定位了以“六个稳定”为主体的传统宏观政策:一是从“六个稳定”到“六个保证”;第二,研究设计一套宏观政策措施,即我们需要超级措施来应对第二季度面临的五大下行压力的叠加。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未来的压力,把握主要矛盾。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目前,许多人说稳定就业是必要的。确保就业、民生和经济主体是中央政府提出的三大保障。这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疫情的影响下,在恢复工作和生产的过程中继续这样做。
然而,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保护保障就业、民生和经济的主体,我们的核心是什么?其核心是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的民生政策和积极的经济主体政策,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就业政策和消极的救灾民生政策。
积极政策的重要前提是经济周期应该正常化。如果经济周期不正常化或停滞不前,以短期援助为核心的消极政策,包括消极的确保就业、消极的民生保障和消极的民生保障,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许多常规的消极就业政策和民生政策难以获得长期的财政支持,也难以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小企业主和农民工提供有效援助。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救助政策缺乏有效的传导路径,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经济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运行来实现稳定边缘人群收入的功能。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整个产业链的行政化推进和全球化,推动工作和生产恢复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大量农民工就业的建筑业和八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恢复。
其次,在恢复工作和生产之后,有必要给经济系统一个强有力的需求,以便供需双方能够同时发挥各自的力量,从而使经济具有一个可持续运行的内生驱动力。
因此,一方面,恢复工作和恢复生产是行政的整个产业链和整个地区;另一方面,有必要采取一揽子需求刺激计划,使恢复工作和生产的企业有足够的订单。这一刺激计划应确保在恢复工作和生产后不会出现第二次停工,因为中国经济承受不起未来再次停工。
因此,抓住经济周期正常化的窗口非常重要。有四个理由可以说这是经济周期正常化的窗口时期:
首先,每个人都有一个共识,即恢复工作和生产越同步、越快,经济重启的成本就越小;
第二,世界流行病的传播及其超级外部影响尚未完全到来;
第三,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在短期暂停后并未受到实质性损害,经济复苏的基础也不差;
第四,我们还有很多政策空.
要抓住这个经济周期快速正常化的窗口,我们必须抓住以下关键点:
第一,及时推出基于需求扩张的一揽子计划,特别是在消费启动和消费改善方面,该计划必须是可见的、有形的,并能引导每个人的期望;
其次,在投资方面,必须有一系列着眼于新老基础设施的启动计划;
第三,启动私人投资是重中之重。
在这三个方面,我们不仅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要有宽松而不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事实上,从第一季度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6.8%的情况下,金融增加值增长率仍达到6%。也就是说,金融利润的附加值是在经济关闭后照常收取租金和利息。如果没有与经济相匹配的宽松政策,实体经济与金融的错位肯定会成为经济周期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因此,尽管货币政策不会泛滥成灾,但上述降息努力一定很大。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目前的窗口期内大力推行上述一揽子计划是十分必要的。从长远来看,第一,我们应该关注民生援助;第二,我们应该关注经济刺激;第三,我们应该关注化危机为机遇的改革。
下一步,我们要密切关注经济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完善中国计划。
底线管理和分阶段实施
鉴于最近有关是否设定gdp增长目标的讨论,我认为尽管前面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和方向感。
目标感和方向感对于在雾中前进非常重要。正如凯恩斯所言,尽管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去,但重要的是,预测就像夜晚的一盏灯,可以指引我们前进。
如果没有目标,行动的一致性就会很差,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进行评估,也很难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如果中央政府没有一些硬性指标来引导,各部门、板块和微观主体的预期和行动将是松弛和无序的。
历史的教训是,设定过高的目标可能会导致管理扭曲和官僚体制下的扭曲。因此,科学地设定目标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怎么能科学呢?这涉及两个原则:第一是底线管理;第二是分阶段实施,并在不同阶段设定目标。
疫情是一个超级问题。我们将经历制止疫情、努力恢复生产和捍卫经济的阶段。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阶段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来制定行动目标。
第一阶段是战斗到死,消灭疫情,这是停止战争的目标。第二阶段是恢复工作和生产,第三阶段是经济周期正常化,第四阶段是全面对冲外部持续影响,第五阶段是保持增长。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我们应该有超级控制模式和政策控制模式,以及一些新的思路和理念。我们不应该遵循传统的宏观经济危机管理思路,而应该坚持底线、渐进主义和目标导向,然后分阶段、分步骤地制定艰苦战斗的目标和行动计划,最后形成一个总体规划。
标题:刘元春:五大关键词 解读疫情下的中国经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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