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要“道”“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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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见习记者宋珏

普惠金融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逐渐经历了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普惠金融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具体实践到理论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普惠金融，即现在所定义的普惠金融，在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和质量提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尤其是金融业，已经逐渐认识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参与者的作用以及推广数字普惠金融。

本周，《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小额信贷之父”杜小山。他结合多年的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实践，描述了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未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问题。

从实践到理论的深化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包容性金融的理念是如何在中国形成的？它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杜小山:普惠金融在国内外都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深化的过程。起初，小额信贷被广泛使用。弱势群体得到小额信贷支持，经济实力增强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世界银行对小额金融的基本定义已不再充分，这一概念已被突破，导致“包容性金融”的形成。这不仅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界定过程。

依我个人判断，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1993年到1996年，主要是国际援助力量、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系统试图解决农民的贷款问题，特别是农村中低收入农民的贷款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小额信贷或普惠金融的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0年。1994年，中国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计划”。1997年，国家一级正式接受了小额信贷(或小额融资)的概念，目的是借鉴国际经验开展扶贫贷款试验。政府用政府利息补贴、担保和农业银行本金向全国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民发放小额扶贫贷款。2000年，中国还宣布“八五”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

从2001年到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普惠金融”，这是第三阶段。第八个扶贫七年计划的坏账率很高，也就是说，从金融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展模式。但是小额信贷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被广泛接受。2000年后，农户信用评级和相应额度的贷款以及格莱珉银行的联合担保模式被广泛采用。经过三年的试点，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小额信贷公司的指导意见》。

自2006年以来，这是第四个阶段。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组和小额信贷联盟共同翻译了2006年联合国蓝皮书《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标志着该书被中国政府正式接受并迅速发展。

在一系列实践中证明，普惠金融不是福利，也不是纯粹的商业，它追求利润最大化，其重点是为弱势群体服务。

保证低利润，保证包容性可持续性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如何理解普惠金融的非福利性和非纯商业性？

杜小山:非福利、非纯商业意味着普惠金融要保护自身的微利和可持续发展，成功的国际实践也遵循这一原则。

包容性金融是有保证的、微利的和可持续的，没有过多的外部补贴。目前，我国许多商业金融机构在财政贴息、担保和储备资金的“监管”下，实行“优惠金融”。因为它不能带来最大的利润和更高的风险，它需要优惠政策，这是有问题的。商业组织在获得高资本回报的同时，应注意一定的社会效益。中国还努力发展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以提高农村金融竞争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然而，普惠金融的低端需求仍然依赖于过度的金融贴现和风险分担。

成功服务低端客户的格莱珉银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除了国际援助赠款和低息贷款，他还得到了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免税，并继续用政府资金投资股票，这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和社会资本。

中国不应该只是被动地等待商业机构改变想法，而应该主动地实施普惠金融。我们可以考虑设立或鼓励设立具有公益价值的小额信贷机构，同时遵循保本微利的可持续经营原则，给予准确有效的间接补贴政策取向。所以我认为我们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但是，金融监管当局应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发挥评估和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引导各机构积极全面实施普惠金融。

评估应注重全面性和长期性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我在扮演接力棒的角色时应该注意什么？

杜小山:这首先涉及包容性金融指标体系的构建。目前，国际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肯定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中国在借鉴国际体系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自身的发展特点。据我所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分支机构已经尝试设计一个适合本地区的评价指标体系。无论是从区域纬度还是从制度纬度，我们都应该整合一些一流的指标，如财务覆盖面、可用性和满意度。

事实上，发挥金融机构的指挥棒作用也是监管当局对制度价值的塑造，评价指标体系也应兼顾企业绩效和社会绩效。然而，在中国，社会绩效评估一直被忽视。同时，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应及时进行监督、跟踪和评价，并建立权威的奖惩制度，以促进评价的真正有效实施。

此外，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强调应实施尽职调查豁免制度。对于金融机构普惠金融和“三农”业务的专项评估，应适当考虑其商业可持续性和不良率，并评估更多的指标，如客户群体多元化、覆盖率和服务质量。如果仍然要求员工为终身普惠金融的不良负担负责，则很难实施。

不要让“桶效应”限制数字包容性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你认为发展包容性金融取决于数字包容性的说法如何？

杜小山:我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关于数字包容的观点。

数字普惠确实在效率、成本和准确性方面给金融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它的缺点也不容忽视——在使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时，我们仍然不够完美；无法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所需的基础设施不到位，数字鸿沟严重。

数字普惠的推广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根据一些学者的抽样调查，中国贫困地区智能手机的覆盖率只有20%，实际使用智能支付和智能金融的人更少。中国移动支付技术和人均服务网点数量处于中上水平，甚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特别注意防止数字鸿沟，并逐步填补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我希望并倡导数字普及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前提是全社会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会忘记弥补其不足。

一定有感觉和方法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你如何看待农村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

杜小山:我从事小额信贷已经很长时间了。最大的感受是农民需要真诚和实际的帮助:他们需要从客户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机构或个人的角度；同时，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业务能力。即使有更多工具和技术的支持，包容性金融也无法简化。必要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手段不可或缺，需要一个完整的监督机制。

农村信贷环境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除了行业和政策等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外，很大一部分资本安全仍掌握在机构手中。当贷款无法偿还时，如果不能及时收回债务并找出原因，可能会造成羊群效应，进而在该地区形成系统性问题。宝商银行采用的ipc小额贷款技术，可用于小微企业贷款，比较复杂，需要全面考察企业的还贷意愿和能力；通过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制作，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企业的利润和资本流动情况，并搭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场景来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因此，普惠金融中的数字技术不应以简化系统和程序为唯一目的，而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差异化和低风险服务的关键。

与城镇普惠金融相比，农村普惠金融更需要情感。所有参与者都应该带着感情和正确的价值观调整他们的业务运作，同时考虑财务表现和社会表现。

我经常说，感情或价值观的问题是“道”，而使用的技巧和风险控制手段是“技巧”。诚然，金融机构考虑如何解决抵押担保问题，如何提高社会整体信用水平。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出台政策，鼓励有“道”的人或机构积极参与普惠金融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