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数据 激发街道活力（大数据助力国家治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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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建设了大量的信息系统。然而，由于“走自己的路”，形成了“信息孤岛”。如何打破数据壁垒，提高治理效率。大数据应用的瓶颈是什么？大数据解放后有了更多的人力，如何促进服务下沉到基层？记者走进北京西长安街进行调查。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位于首都功能核心区。2016年，街道准备建立中国第一个基层政府大数据中心，力争突破数据平台之间的壁垒，将“政务网”上分散的数据整合为一个整体，让“休眠数据”发挥更准确的治理效益。

公共服务窗口节省了30%的人力，服务和管理不再“疲惫”

“过去，执法小组成员每天都在四处奔波，但治理效果并不理想。现在，通过大数据，执法成本已经大大降低。”西长安街城管一队指导员张艳对大数据的应用效果表示赞赏。

鲜小李胡同曾经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城市地区每年损失两级。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露天烧烤。从下午6点到凌晨2点，胡同经常是嘈杂和凌乱的。据张艳介绍，一旦接到举报，执法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每次行动有两组人，至少有六名干部，两辆车和四名保安。然而，很难通过与执法人员的“游击战”来治愈非法人员。使用大数据平台后，现场发生的事情可以通过电脑清楚地看到。这条胡同的违章次数现在比以前减少了90%。”

从“疲惫”到“自由应对”，原因在于大数据平台在西长安街街道的应用，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化。“我们已经开放了所涉及的13个市级和区级垂直业务系统，并在街道的大数据中心收集了相关数据。大量的数据收集、共享和科学分析可以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董利明说。

“就全面的社会治理而言，大数据的应用尤其有效。”西长安街综合管理办公室干部赵立民表示，西单商圈核心区的日客流量接近20万人，高峰期为40万人，给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在西长安街建立了一套实时监控和人群聚集风险实时分析技术系统，对可能发生的拥挤踩踏事故进行预警。“根据固定探头捕获的流量信息，计算出人群流量、密度和行走速度等参数。一旦超过警告标准，立即报警。”

西长安街党委书记陈振海表示，大数据中心投入使用后，基层人员重心下移，街道公共服务大厅窗口节省了36%的人力。这些节省下来的人力把公共服务扩展到了居民家中，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让数据说话，参考数据做出决定，告别“谁听谁的”

目前，“入园难”、“停车难”等问题是群众诉求集中的民生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普通人(603883，诊断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新时期的群众工作面临更多挑战。”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桑伯洛菲认为。

例如，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扩大办学规模和提高学前教育程度势在必行。父母都希望幼儿园建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前。然而，选址不应该是“谁大声听”。董利明介绍，根据大数据平台掌握的实际人口和登记人口数据，街道预测未来两年0-3岁儿童入园的需求和趋势，据此选择场地更为科学。「目前，我们已与地区教育委员会达成协议。我们将在长安街联合开办两所公立幼儿园，一南一北，尽量让大多数孩子方便入学。"

“西长安街辖区内停车难问题尤为突出。我们通过大数据准确完成了住宅停车供需数据的对比。“董利明在大数据中心的gis地图上向记者展示，地图上的蓝色点是辖区内规划的停车泊位，而云地图也显示了街道上的真实车辆数量。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比较，可以更科学地规划和设置公共停车场。

目前，西长安街已经将西单北停滞不前的拆迁现场改造成了一个拥有142个停车位的停车场。今年，我们还将盘活区域资源，争取居民“错时”停车，尽快开放东街地面停车场188个车位和宁波酒店地下停车场100个车位。同时，规划胡同街外的停车泊位将集中在平台上，居民停车自治规则和准物业24小时停车管理措施将用于缓解居民停车困难。

一句话做决定、用头脑做决定、用经验做决定是过去决策中的三大顽疾。现在，西长安街的街道让数据说话，并参照大数据做出决策。例如，今年将修复10个胡同。哪些将被修理？有了大数据，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过去五年中投诉和报警最多的胡同将在今年得到修复。

“大数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决策方式，我们可以参考大数据做出决策，避免盲目。事实上，数据背后是大众的需求，这种决策更客观、更有根据。”桑硼飞深情地说道。

打破数据壁垒并不难。更重要的是培养干部的大数据思维

在推进政府大数据共享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不愿共享”、“不敢共享”和“无法共享”。首先，由于部门权力标准，它不愿意分享；其次，一些政府部门出于风险考虑，不敢与其他部门共享管理数据；第三，由于缺乏标准系统的支持，采用的处理技术和应用平台不同，数据库接口不具备互操作性，管理数据不能及时与其他部门共享。

那么，西长安街的街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董利明介绍说，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单位，努力与上级联系，大多数部门也表示支持。“这相当于在中间放一个‘阀门’，以便与街道一级的上级部门一起查看数据。我们独立开发了一个系统，并采用了与其他系统相同的格式。在这个‘阀门’上，有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检查它，然后用‘钥匙’打开门来传送数据。”

桑波罗飞认为，从长远来看，打破数据共享的技术壁垒不是一个难题，数据格式和数据接口等技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随着中央和市两级自上而下的数据共享改革和监管，该机制的瓶颈将最终得到解决。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培养干部的大数据思维，即模式视野和运作模式的创新。

桑·鲍罗飞举了一个例子。在年终总结会上，一位部门负责人表示，在谈到年度业绩时，他积极与其他部门合作，询问了200多项相关数据。“这当然反映了良好的合作意识，但从大数据思维的角度来看，共享数据应该做得更好。”

Sang Borofei认为大数据思想的核心是共享，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向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开放适当的权限，实现数据共享。“登录系统200多次和上门服务200多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真正让数据跑腿。”

《人民日报》(2018年5月11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