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权力边界 用好加法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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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往往影响到一个单位或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佛山市近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高层领导监督的若干意见》，包括建立高层领导权力名单和负面名单、落实高层领导选聘责任、建立高层领导违法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公开高层领导个人事务、加强对高层领导问责等12项措施。

“担任镇党委书记后，镇上的任何事情的决策、资源的分配、资金的使用、人员的调整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慢慢地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把党性原则、纪律制度和监督制度放在架子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员会原副书记杜敬初说。他从一名小学教师成长为“职业明星”，然后从“最高领导人”变成了“恶霸”。除了个人欲望的膨胀，缺乏监督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据佛山市有关部门统计，十八大以来，佛山市纪委查处的109名市级干部中，有71人(65%)担任或曾经担任过最高领导。

对此，佛山市近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高层领导监督的若干意见》，对高层领导进行了“点对点”监督，出台了建立高层领导权力名单和负面名单、公开高层领导个人事务、加强对高层领导问责等12项措施。

打开权力清单和消极清单，在决策权上留下全面的标记

如何避免第一指挥花钱买笔，用一句话做决定，用一句话选人用人？佛山市加强了对单位最高领导的全方位监督，要求决策权要充分下放。

根据《意见》，监督范围包括党委、人大、政府、CPPCC、纪委、市直各部门、市直各单位、人民团体、授权公司的最高领导，覆盖全市各级党政部门，从建立权力清单、界定权力“边界”、完善和落实集体决策、规范选拔任用等方面实施全方位的监督措施。

一方面，“减负”是给高层领导的，要求各单位列出高层领导的权力和负面清单，以明确高层领导不直接负责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标。另一方面，有必要对最高领导人“施压”，加强他们的决策监督。“三大一大”的决策必须集体研究，高层领导不能以现场办公会、招商会、文件审查等形式做出决策。团队成员应在团队会议的集体研究工作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最高领导应占据最后位置并形成会议纪要。对班会纪要进行抽查和核实，探索对最高领导落实民主集中制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

同时，规范提名最高领导人和推荐实名制干部的权利。各单位在向上级党组织推荐和推荐拟提拔使用的干部人选时，要认真负责地提出对人选廉洁自律的总结意见，实行党委(党组)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监察组长)签署意见制度。

单位班子成员发现最高领导有问题，可以直接向市委汇报

长期以来，高层领导的监督存在三个“难点”: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意见》从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下级监督三个方面入手，力求大而小。

在上级监督方面，将各级党组织最高领导的问责和廉洁纳入党风廉政建设档案，定期对报告进行抽查和核实，以监督评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市委、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的主要负责人应及时对最高领导进行约谈，各单位最高领导应定期提醒下属单位最高领导进行廉洁谈话。同时，高举检查“剑”，突出最高领导的廉洁自律，履行主要职责，形成最高领导的检查档案。

在同行监督方面，要求最高领导在民主生活会上带头检查和组织访谈和来信，在民主生活会上如实汇报个人情况。同时，加强对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实行直接汇报制度，并直接向市委和市纪委汇报。

在下级监管方面，应建立首当其冲干预重大违规事件的记录制度。对利用职权的便利或影响干预选拔任用、执法公正、土地出让、审批监督、项目投资、工程建设等违规问题的高层领导，将进行记录，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和市纪委报告。

将实施最高领导人“八小时”以外的关键监督活动清单

原禅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冯永康，原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祁...这些高层领导的倒台，都是从除了“八小时”以外的各种圈子活动缺乏自律开始的，这凸显了日常监管的必要性。

根据该文件的起草成员，最高领导人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不仅要规范干部工作圈，而且要注重对高层领导的社交圈、生活圈和休闲圈的监督，形成规范化的监督。

《意见》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纪教育，在权力集中的部门和资本密集的领域举办党章和党纪培训班，开展新一轮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谈话；加强家庭教育和家庭作风建设，组织第一手配偶开展警示教育；加强智能监管，利用大数据平台，探索落实最高领导“八小时”以外的重点监管活动清单，要求最高领导外出时请示备案。

与其追究一次责任，不如动员一次。《意见》强调要实行“一案两查”，强化对最高领导人的责任追究。如果失职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无论高层领导是调离岗位、提拔还是退休，都要严肃追究责任。

《人民日报》(2018年4月16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