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上监察体制改革合格答卷（深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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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打击腐败的有力侦查手段，也是监督体制改革以来各方关注的侦查手段。截至5月30日，浙江省各级纪委监察委员会对被调查人采取了留置措施，已结案的被拘留的主要监察对象100%被移送起诉，并提交了合格的监察制度改革答卷。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确保监督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2017年11月8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台州市前副市长陈受贿一案，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陈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这是自2017年3月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处理的第一起留置权案件。承办此案的省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回忆说，他刚刚完成调动并被任命，对此他并不确定。

省纪委和监察厅携手并进，纪检监察工作同步推进。对近100个银行账户进行了追踪和分析，并对20家公司的资本数据进行了比较...日以继夜的并肩工作，办案流程稳步推进。2017年3月中旬，经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初步审查，基本确认陈系违纪违法行为。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对留置措施的使用条件逐一进行比较，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向省监察委员会领导请示，初步判断该案符合留置条件，可以采取留置措施。这件事由省纪委和监察厅决定，并报省委批准。4月2日，该公司宣布将采取留置权措施。此时，审查的重点已经转移到证据固定和审计处理上。

浙江启动国家监督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不断加强。“我们通过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决策执行机制，以集体研究、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和文件的形式，体现和巩固党的领导。把原来的‘结果领导’转变为‘全面领导’，从程序决策上保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省纪委的主要负责人说。

充分发挥留置措施的威力，大大提高办案效率

随着监管体制的逐步改革，留置措施在浙江的运用越来越熟练。

2018年4月19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总工会主席苏某某受贿案。就在不到十天前，浙江机场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金某，原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某，也分别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审理。从2017年11月对三名省级干部进行集中纪律检查和监督调查，到2018年4月，法院集中审理了三起领导干部违纪案件，整个过程不到半年。与过去相比，速度大大提高了。在这背后，保留措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8年3月9日，东阳市纪委监察委员会在对东阳市江镇农办副主任徐谋谋的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对象涉嫌串通，立即向金华市监察委员会申请批准，采取留置措施，并在留置期间通过罚款前期核工作和有针对性的内部审计及外部调整，固定涉案证据23万余元。留置权案件仅用了10天就解决了。

2017年10月25日，舟山市定海区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徐谋谋因涉嫌受贿罪被区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在对徐案的调查中，区纪委监察委员会充分运用了谈话、询问、拘留等12项调查措施中的9项。其中，留置措施发挥了其威力。在保留期内，外部移送小组和内部审计小组相互配合，同步推进，及时高效地传递和分析了外部调查和内部审计供词的证据，极大地提高了案件调查的效率；同时，徐谋谋应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进行持久有效的改革，使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形势，认清自己的错误，主动对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负责。

依法规范留置措施的使用，维护其严肃性和权威性

随着留置权的采用，许多难以突破的重大复杂案件得以突破。然而，如何规范留置措施的使用条件和审批程序，并对其进行严格限制，从而进一步提升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水平，保证监督权的正确使用，是浙江各级监察委员会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课题。

在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浙江始终把依法规范运用留置措施作为开展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浙江的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留置措施监管操作指引》、《留置场所监管暂行规定》等制度，明确规定了留置措施的审批、扣押和监管，确保了留置措施的严格规范使用，为依法有效开展留置工作监管提供了有力保障。

到目前为止，浙江已经建立了集体研究机制和上级审批机制，并对留置权审批进行了严格监控。根据要求，市、县两级监督委员会采取措施对留用情况进行监督。除符合基本保留条件外，还必须由市、县监察委员会领导集体研究决定，报上级监察委员会批准；参与同级党委管理的公职人员也必须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报告。

从实践的角度看，浙江不仅保证了党对留置权监督的绝对领导权，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留置权的滥用和误用，杜绝了擅离职守和非法留置的行为，维护了留置权措施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人民日报》(2018年6月5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