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皓谈金融改革：除了资管新规还应有哪些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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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4月4日电()中国的机构改革从未停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经完成了七次机构改革，今年是第八次。当我们聚焦金融体制改革领域时，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时间节点。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出台了20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措施，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化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对外开放。如今，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临近

根据安信证券的统计，在过去的3月份，仅在金融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就发布了12个正式文件，如代表团的3次会议。如果把所有的监管行动加起来，大约有20项金融监管工作同时得到推进。其中包括上周中国涉及数万亿资产的新资产管理法规正式出台，以及全球媒体聚焦的中国监管机构大规模整合。在这一点上，中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将从历史上的三次会议整合为两次会议。

据一位货币政策研究者称，从历史经验来看，每当经济出现异常波动时，外部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内部因素。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给中国金融监管改革带来了新的挑战。国内去杠杆化尚未完成，必须加快开放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以维持国外市场的国际收支平衡，同时保持人民币在海外的控制权和定价权，这在很多方面考验着监管的智慧。

为探讨新形势下的中国金融监管，近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召开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教授周浩发布了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成果《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该报告在借鉴国内外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监测。会上，周浩教授接受了Phoenix.com和其他媒体的采访。

周浩表示，从宏观角度看，自2017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区间，远离风险预警阈值，未来一年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从行业分类来看，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子行业中，银行业所占比重最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最高。其中，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呈下降趋势，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边际贡献呈上升趋势。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资本覆盖能力相对较弱，应引起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视。

这些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中国政府已将此作为未来三年金融工作的底线，以及未来几年三场硬仗中的首要任务。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应该开发工具来监测、观察和控制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周浩说。

周浩强调，从宏观角度来看，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处于低位且呈下降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很低。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市场预期，2017年6.9%的增长率也超过了2016年6.7%的增长率。在经济增长复苏的过程中，各大银行的账面正在被修复，不良贷款率和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潜在的经济原因。

在微观层面，我们发现随着金融治理的加强，大型国有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系统风险指标呈现出稳定下降的趋势。然而，作为一家中型银行和个体机构，股份制银行的金融风险指标仍在上升。

周浩解释说: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风险指数远远超过了警戒线红线，另一个超过警戒线的时期是2015年7月和8月的股市动荡和8月以后的汇率调整。这两个时期的风险指标相对较高。最后一次是在2016年初，当资本流动和资本外流加剧时，风险相对较高。在过去的一年里，2016年，尤其是2017年，经济中灾难性风险的概率远远低于警戒线指数，呈现出徘徊在较低水平的趋势。

但是经济中没有金融风险吗？事实并非如此。周浩说，我们刚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国际组织和机构近年来担心中国债务与gdp比率的杠杆比率的一些指标是一致的。例如，在2016年初之前，国际清算银行长期追踪的新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迅速上升。从2016年到2017年，出现了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加速，资金从虚拟转向真实，离开银行间和资产管理市场，进入实体经济。

周浩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银行业占整个社会融资的80%以上，也是系统性风险比例最高的行业。比五大银行略小的股份制银行，已经提高了它们的系统风险指标，或者一直徘徊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这是因为股份制银行是银行间市场资金的净借款人。包括政策性银行在内的五大银行都是净放贷者，因此在资本利率较紧、金融监管较严的情况下，它们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

因此，市场一直担心这类银行支付资本损失的能力，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巴塞尔的资本重组比率来证实我们之前的判断。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始终在12%以上，并且在过去两年中呈现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城市商业银行也高于股份制银行，按照巴塞尔标准，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周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