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钱、亏损和歉收：莫让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再虚假繁荣

本篇文章4574字，读完约11分钟

在最近一期的“土考大会”上，国家足球队队长冯潇霆占据了“主咖啡”的位置，依次遭到了嘉宾们的口角。现场非常热闹。你可以把它说出来，但事实正如嘉宾丹琳所描述的那样:国家足球新闻很容易成为头条新闻，而其他体育项目很难赢得冠军而成为“主咖啡”。可以看出，中国足球作为一种身份认同，从未削弱过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足球当然很复杂。足球本身就够复杂的，更不用说国情了。这使得中国足球永远远离体育，贴近中国社会。不久前，在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财务风险防范国际研讨会上，中国足协财务顾问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公布了中超俱乐部2016赛季的财务收支情况。这样一个从体育产业角度“用数据说话”的调查，无疑更有利于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中的火与冰

观察一个国家的足球应该从“国家队+俱乐部”的角度来考虑，要知道即使在一些足球强国，他们的联赛发展水平也不等于他们的国家队。以比利时为例，国家队有强大的纸张实力，但其国内顶级足球联赛的水平仍远未达到欧洲五大联赛；英国足球顶级联赛(英超)的商业化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英国国家队却常年在国际比赛中死亡。另一方面，虽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很少，国家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顶级联赛(德甲)在横向竞争中有优势，但在大多数足球发展正常的国家，国家队和俱乐部之间的关系不会像中国足球那样畸形。

一方面，国家队连续三场比赛(2006年、2010年和2014年)未能进入亚洲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阶段，而最近的世界杯预赛得益于比赛重组(最后阶段的名额从10个增加到12个)，这使国家足球队能够抢得最后一张公共汽车票。随着国家足球队在去年9月退出2018年世界杯预选赛，国家队已经连续四次错过世界杯决赛。另一方面，这是超级联赛俱乐部在对外战争中的强势崛起。以广州恒大为代表的中超球队在亚足联冠军联赛中确立了中国足球对日本、韩国和西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足球投资者马上打出“X年赢得亚足联冠军联赛”的口号。

中国足球中的矛盾和分歧通常由一线从业者承担，尽管他们从来不是中国足球混乱的始作俑者。以广州恒大的球员冯潇霆为例。他的前脚连续七次赢得超级联赛冠军和俱乐部的两次亚足联冠军，而他的后脚在国家队失败后面临唾弃。直到第三方机构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将调查数据公之于众，公众舆论才能更合理地面对中国足球的“火”和“冰”。作为中国顶级职业足球联赛的中超联赛，其2016年的收入数据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这无疑是揭露“金元中超联赛”乃至中国足球虚假繁荣的一个重要突破。

“金元热”下的超级联赛

普华永道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超俱乐部总收入为70.82亿英镑，平均收入为4.43亿英镑；总成本为110.14亿英镑，平均成本为6.88亿英镑。仅一个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的总亏损就达到近40亿元人民币，超过其总收入的一半。中国甲级联赛的收支情况不容乐观，总收入10.92亿元，平均收入6800万元；总成本为19.15亿英镑，平均成本为1.2亿英镑，总损失为8.23亿英镑，几乎占其总收入的80%。烧钱、赔钱、欠收这样严重的数据，基本上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现状奠定了基础。面对这种情况，任何关注中超联赛、不盲目乐观、不醉心于粉饰太平的观察家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足球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

你说“名不虚传”是什么意思？看看那些入不敷出的超级联赛。表面上看，它繁荣昌盛，但实际上，它不仅在赔钱，而且还在赔钱，输掉所有的钱。没有比较没有害处。与拥有良好财务状况的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一样，该俱乐部在2016-2017年的收入高达6.4亿欧元(约50亿元人民币)，并且已经连续25年处于盈利状态。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财务舞弊和非理性投资现象由来已久。出于“军备竞赛”的考虑，所有的超级联赛俱乐部都在花费大量资金引进高价的外援和国内援助。在国外媒体关于中国联赛的激烈争论中，“人笨财快”，中国足球就像是海市蜃楼。一些国有企业乱花钱，私营企业也在为刺激不公平竞争做出贡献。担心世界陷入混乱的投资形势越来越糟糕，没有主动刹车的迹象。

足球十大高薪之一！！！

出于经济和政治考虑，房地产开发商烧钱，这不仅是正当的，而且还不断提高价格，这加剧了中超联赛在国内竞争中的马太效应。普华永道数据中俱乐部收入和支出的最高和最低比率的分析也反映了超级联赛“军备竞赛”下的两极分化。收入最高的俱乐部和收入最低的俱乐部之间有50倍的差距，成本差距是38倍；中国A的数据更不正常，俱乐部收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是2080倍，成本比率是81倍。

中超俱乐部总收入的比例如下:商业赞助64%，比赛收入14%，球员交易11%，政府补贴6%，比赛日门票收入3%，其他收入2%。总成本的比例分配为:人工费67%，球员资产摊销18%，青年训练费5%(足协新政要求15%)，管理费3%，比赛运行费1%，其他费用6%。2015年，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成本只有3.87亿元，2016年上升到6.88亿元，其中平均人工成本从2.16亿元上升到4.63亿元，增幅为115%。

在中超俱乐部的支出数据中，最大的比例是67%的人工成本。这个数字在英超联赛中为58%，在法国联赛中为56%，在日本联赛中为45%，在德甲联赛中为42%，所有这些都低于中超联赛在这一部分的消费率。超级联赛俱乐部在球员和教练的薪酬上花费过多，目前的结构影响了联赛商业化进程的科学性。比结构性问题更严重的是，中超联赛转移的实质不符合市场和项目发展的规律:中超俱乐部占外援支出的78%，仅占国内援助的22%；另一方面，收入是反向的。外援转移收入仅为19%，而国内援助转移收入为81%。很明显，联赛的实际水平和拜金主义的倾向正在下降。

这组数据所反映的问题是，在登陆超级联赛后，很难通过转移外援为超级联赛俱乐部创造价值，因为超级联赛球队完全被天价所吸引，天价与购买球员的实际价值不符。另一方面，国内高水平参与者的稀缺使得国内援助的价值被人为抬高。刚从降级的辽足转会到北京国安的“u23”边锋胡延强，在德国转会市场的标价只有98万元，但据说中超联赛的转会费是“1亿”和“5000万”，前者比后者高出102倍，后者高出51倍。辽宁边锋的案例是中超联赛国内援助的普遍现象，在中国联赛中被抢走了一笔财富，如果你真的想留在国外，就不可能卖掉它。一位曾在河北华夏幸福(600340)工作过的西班牙外籍教师坦言，很多中超球员的实际水平甚至达不到西班牙第三联赛(Segunda Division B)的水平，但他们赚的钱比西班牙第一联赛(La Liga)的球员还多。

虽然富有的超级联赛“巨人”在“买人抢人”方面挥霍无度，但国内足球的青年训练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略有增加，但与劳动力成本相比，仍在原地踏步。在2016年中超俱乐部青年训练平均投资3200万元的背后，不难预见中国职业足球的根基。

转危为安还是万劫不复？

根据普华永道的分析，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投资者结构过于单一，商业化运作仍处于初期阶段。64%的商业赞助比例表明超级联赛俱乐部的盈利模式仍然是传统的，其门票和周边研发收入很低。在过度依赖大股东输血的超级联赛俱乐部中，16家俱乐部中有14家只有一个投资者，只有两家有两个投资者，而超过一半的超级联赛球队有不止一个投资者。A俱乐部的最高收入比例是球员交易(39%)，地方政府补贴的相关比例(19%)也成为联赛的特色。

目前，中超联赛和中甲难以盈利的原因是，从降级到冠军，从内战到外战，所有俱乐部都要烧钱，小型俱乐部的处境非常艰难。没有人不想跟随潮流，但是跟不上潮流。拥有务实的青年训练和梯队建设的俱乐部很难在与夸大比较和财力雄厚的俱乐部的面对面对抗中占据优势。然而，那些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就的俱乐部，没有昂贵的外援作为支撑，在几分钟内就失去了优势，一夜之间又回到了解放前。

基于这样的严峻形势，中国足协于2017年制定了“足协新政”，以“限制招募”和“u23政策”为核心重点。前者的主要内容如下:(1)制定俱乐部的财务监管措施和运营标准，规范财务审查状况，对连续三年超过亏损标准的俱乐部不予准入；报价限额，对于亏损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资金支出，足协将收取与引荐费用相同的费用，并将调整费用反馈给青少年训练和社会足球；加强对俱乐部收支结构的管理，约束和惩罚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注重教练员的“本土化”战略，促进联赛整体健康持续发展。

足协对“金元签约”的限制似乎能够治愈职业联赛投资过热的问题。事实上，“开源节流”的实施和监督是完全未知的。与“限制签约”相比，更能反映新政理论本质的内容是针对“年轻球员”的“u23政策”，该政策强制所有俱乐部让23岁及以下的适龄球员进入比赛的首发位置，目的是为国家队培养具有高竞技水平的年轻球员。去年12月，足协将新赛季的u23政策升级到2.0版本。鉴于上赛季很多中超球队在扫描数据后匆忙更换u23球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2.0版的“u23政策”增加了一个条款，即每场比赛每队u23球员的实际累计人数不应少于该队外援球员的实际累计人数。

规则制定者的逻辑是，外援挤压了国内球员的生存空间，而国内球员中的年轻球员在这种压力下更难获得上场机会，因此有必要制定政策来确保他们的上场时间。然而，无论23岁是否与足球世界中的“青年”无关，人们都应该认识到，足球规则是，青年球员不能参加比赛是青年训练衰落和青年人长期缺乏竞争制度的必然结果，在政策层面上提升青年人不利于职业联赛的发展。足协不断更新的“u23政策”，旨在解决“球迷对国家足球日益不满”与“中国足球发展水平低下”之间的矛盾，为奥运赢得名次、把握国家队成绩的战略铺平道路。至于联赛的享受、球队的竞争力和投资的稳定性，这些都不是联赛管理者的首要考虑。

联赛体系应该考虑商业运作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为国家服务；年轻球员应该在低水平的系统竞争环境中通过竞争成长，而不应该被迫在顶级联赛中养活自己并享受优惠政策和福利。在上述问题未被足协合理考虑之前，新政的怪病只会越来越多:例如，当外援和u23的数量相对有限时，国内23岁以上球员的竞争机会实际上被进一步压缩；然而，一旦这些u23球员超过23岁，他们将面临一个全面的贬值，在价值和工资方面，政策将立即找到新的合适的对象；培养年轻球员的目的是使他们成熟，但当他们成熟时，他们面临着无球可打的困境。难怪一些业内人士将足协的“新政2.0”形容为“让球员从23岁开始，到24岁就被解雇”。

如果说中超联赛的空城堡“金元足球”也可以形容为“抚平眼前的伤痛，却剜出了心中的骄傲”，那么为解决大跃进长期存在的弊端而采取的拍脑门新政只能形容为“我死后哪管洪水”。比巨额亏损数据更引人注目的是，资本从未成为中国职业足球的主导力量，政策风险可能会将中超带回一个不可预测的时代。足球规则的陈词滥调、管理和行政的分离以及实际的青年训练仍然新鲜，就好像它们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足球中一样。中国足球之所以不能真正发展，是因为它真正在发展足球，这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太缺乏必要性了，远不如头痛和肤浅的装饰实用。作者不禁想起了电影《绣春刀2》中皇家卫队沈炼的台词——“没有人能拯救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