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建设需要金融数字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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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魏

在数字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正在逐步改变。在物理空室和网络空室，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原有的经济和金融系统已经逐步得到重建。每当新技术和新时代到来时，它们都会给我们带来创新的机会。建设数字中国不仅是为了实现短期目标，如在新的皇冠肺炎疫情下优化社会治理，也是为了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新经济离不开新金融，金融数字化的改革和发展将有助于开辟金融服务与实体部门的场景连接，更好地解决各行业的金融痛点，有效服务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总体目标。

为了迎接挑战，我们需要加快经济的数字化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压力更加突出。从国际上看，2020年各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国际金融协会发布的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1.5%的负增长，发达经济体将萎缩3.3%，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将分别萎缩2.8%、4.7%和2.6%，而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

在国内，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要素环境已经逆转，人口红利的弱化和资本积累效率的下降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影响不仅在需求方面，而且在供应方面。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月到2月，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和出口等经济指标大幅下降，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

应该说，即使没有这一流行病的影响，全球经济也普遍面临增长势头不足的问题。事实上，我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早在2015年，中央政府就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也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归根结底，就是要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促进新技术和新系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依然突出。尽管在长期和短期内面临着国内外的巨大挑战，但相信下半年经济衰退的压力会有所缓解。无论是应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还是应对短期需求波动，都必须更加重视推进数字转型这一重要的历史命题。

总的来说，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国模式”。经济和产业的规模、市场结构和交易的复杂性、经济主体的活跃性、产业链和分工的多样化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突出。但是，必须承认，现有经济的效率和资源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还存在很多不足。与许多传统部门和行业相比，已经出现的网络经济似乎是两个世界。在这方面，建设“数字中国”可以进一步弥补不足，激发“巨型经济”的效率和潜力。

具体来说，一是提高经济透明度和信息准确性，改善产业组织、社会分工和宏观运行，为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第二，为了应对危机，公共部门需要进行合理的扩张和金融修复，而数字化将有助于提高财税政策的准确性；第三，除了“提供弹药”和维护市场信心外，货币和金融政策更重要的是修复价格形成机制，这与传导机制的数字化改进是分不开的；第四，企业部门需要摆脱危机，增强内部活力。其自身的数字化升级和国外产品及服务的数字化改造成为新的增长点；第五，内需的振兴离不开新基础设施和新消费，二者有着相同的“数字化”机制和“智能化”核心。

归根结底，数字转型不仅包括进一步发展和优化新的“数字经济”，还包括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转型”，以及全面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更多的数字体系、规则和文化。当中国的“复杂经济”拥抱数字转型时，人们相信它最终将“化危机为机遇”。

解决棘手问题需要推动金融数字创新

推进金融数字化改革创新，不仅是为了适应经济数字化带来的长期趋势变化，也是为了应对短期流行带来的挑战。从金融电子化、金融信息化、网络金融、金融技术到金融数字化，本质上是通过金融业的“遗传优化”来全面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从供给面因素来看，技术的快速迭代、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监管思维的变化共同推动了金融数字化的进程；从需求方面来看，当数字化导致产业模式和分工、企业和消费者偏好发生重大变化时，相应的金融服务也必然需要改变。

当前，金融数字化转型正面临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们要避免重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错误，正视机遇和挑战，在2019年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规划”的指导下，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健康持续发展。

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的肺炎疫情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也对金融服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未来的金融体系可能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更加注重数据优化和标准化，利用大数据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数字时代奠定高质量的新生产要素积累；第二，金融业将进一步拥抱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广在线、移动和智能产品和服务；第三，无论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新技术都难以“由士兵个人推动”，这与制度规则的合理性、透明度和标准化是分不开的。

进一步关注金融业在“抗疫”过程中的数字化探索，我们可以看到，既有顺应长期趋势的变化，也有转型时期不成熟的尝试，也有需要理性对待、避免夸大的地方。首先，“抗疫”给非接触和零接触金融服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是从金融机构供给和客户需求两方面。在这种流行病的影响下，对在线服务偏好较低的客户，如中老年人个人客户、一些高净值个人和许多公司客户，已经变得更加适应数字化和非接触式金融服务。二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服务能力提高。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数字信贷的发展水平每提高1%，这种流行病对商业的影响就会降低2.57%。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突破技术瓶颈，发展数字信贷，这一流行病对业务运营的影响预计将会减少。当然，应该指出，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不能单靠融资来解决，金融技术也“难以支持”，这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政策合作。第三，金融服务供给的多渠道、多视角协调得到加强。过去，金融机构关注的是金融技术，但大多是“孤注一掷”和低效布局，不同部门和渠道缺乏协调。然而，在疫情的紧迫压力下，面向客户的多服务协作能力也经受住了考验，促使金融机构真正实现转型。第四，重视B方金融业务，特别是基于供应链、贸易链和产业链的产业金融创新。大多数金融机构都在努力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来缓解原有的“不足”，并在平台模式下积极合作，寻找B方的最佳方案。当然，也有一些“新瓶旧酒”的现象。以供应链金融为例，有许多困难仅靠数字化和在线是无法解决的。第五，全新的风险控制压力。对于许多网上业务和金融技术积累较少的银行来说，风险更加复杂。当金融机构试图为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传统行业服务时，金融技术也变成了“一只手绑在另一只手后面”。第六，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能力”有所提高。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网上产品开发，而是金融机构战略管理和管理文化的全面创新，也是内部治理、组织结构和人才能力的重建。第七，非金融服务将加速新技术的接受，包括B方支付服务、风险管理、投资和财富管理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的影响下，监管和政策支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例如，在有效防控风险、准确识别客户身份和开户意愿的前提下，银行可以探索综合利用远程视频、人脸识别、电子许可证、企业信息联网验证、大数据分析等安全有效的方式，通过电子渠道为公司办理开户、变更等账户服务。然而，疫情爆发后，银行仍需及时联系客户，完成相关手续。尽管这些只是短期措施，但它们也是金融数字化的某种压力测试和监管沙箱尝试。疫情结束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相信会有更多的创新性试点项目被引入金融科技领域。

金融数字化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要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很多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包括人才、技术、数据、情景、资本、行业、监管、政策、硬件、文化等。基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更系统地分析金融数字化的关键环节。

(a)金融业主体的数字化。银行等金融机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经济周期、产业周期、监管周期、银行周期和技术周期的冲击迎面而来。现有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复杂时代”的挑战。数字转型不仅是为了发展，也是为了危机的生存。例如，截至2019年底，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下有5，193家机构，包括4，521家商业银行、662家储蓄机构和10家外国银行分行。1985年，最高人数为18，000人。大量机构，特别是中小型机构，经营失败、破产或合并重组。拥抱信息化和数字化显然是能够经受住周期影响的机构的一项重要措施，这至少可以提高效率、改善管理、降低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的能力。对于正在逐渐告别“黄金增长”的中国金融业来说，有必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数字转型，以应对残酷的市场规则的冲击。

(二)金融功能和服务的数字化。众所周知，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融资和股权细化、为实现经济资源的及时转移提供渠道空、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解决激励等。从理论到实践，这些基本的金融功能都深受数字化和金融技术的影响。一方面，整个金融市场机制和结构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影响着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交易模式、风险定价等；另一方面，数字手段可以弥补现有金融体系中普惠金融服务的不足，因为根本原因在于相关业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而数字转型可以缓解这一问题。

(3)金融合作模式与生态数字化。互联互通是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特征，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实质上是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合作共赢生态，实现银行效率、效益和效果的全面提升和提升。一方面，探索金融合作模式的开放性，实质是更好地将开放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相结合；另一方面，数字化管理、平台化和多向开放竞争的特征都冲击着金融机构和组织的边界，体现了开放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金融机构应高度重视自身开放模式的构建和外部生态的优化，努力实现从开放银行到开放金融、从个人金融到平台金融的跨越。

(4)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的数字化。金融数字化的演进也给金融安全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相应的监管机制也需要积极适应数字化。首先，从传统观点来看，监管技术和合规技术越来越受到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的重视。例如，英国fca认为，监管技术是指金融技术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使用新技术来更有效地解决监管合规问题，并降低不断上升的合规成本。国际金融协会认为，监管技术是一种新技术，用于更有效地解决监管和合规要求。就中国而言，监管科技有助于解决监管能力不足和信息不对称等矛盾。同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沙箱也能更好地把握创新与安全之间的平衡。二是重点和特殊领域的金融安全问题。例如，在数字时代，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也面临着“一尺高、一尺高”的压力。开放环境下的国家金融安全和跨境监管协调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这也需要“数字监管”来规范和适应数字金融。

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数字化给金融产业链和金融组织的边界带来了重构的可能，导致了大量新兴的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分工模式。相应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金融体系的活力，不仅要有运输工具(产品)和制造商(机构)，还要有四通八达的运输设施(公路、机场、港口等)。)。最近，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金融基础设施综合监管工作方案》，指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重要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综合监管，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和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可见，未来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包括中央交易对手)、交易设施、交易报告数据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信用信息系统等典型金融设施及其运营机构也应积极推进数字化“新基础设施”。

(6)技术市场设施的数字化。根据相关国际组织的定义，技术市场设施通常包括可跨行业使用的基本技术支持，如客户身份认证和多维数据收集和处理，还包括技术基础设施，如分布式账户、大数据和云计算。这些业务大多属于金融机构的外包范畴。因此，监管机构一般将其纳入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的监管范围，并适用相应的监管规则。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金融机构还需要在基础设施层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推动主要底层通用技术的创新，提高金融应用水平。当然，面对全新的国际环境，合理推进数字技术设施的自主可控建设也是本课题的应有之义。同时，数字化背景下的金融标准化建设也是重中之重。金融业务和产品标准化的重点是提高新技术在业务领域的应用效果，而技术标准化是金融机构拥抱新技术和数字化的前提和保证。

(7)财务责任与文化数字化。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也意味着改变“有偏见的公众理解”或“固有形象”，这是僵化的，缺乏社会责任。数字时代的开放性自然意味着相互的责任和义务。在当前环境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家都面临着来自环境和舆论的诸多挑战，需要积极发挥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功能。同时，近年来，各种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绩效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研究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概念、战略和方法，同时注意其商业活动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影响。这也是数字时代重构金融机构文化的核心内容，因为文化是价值、信念和态度的系统，也是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战略管理和定位的“精神基础”。如果金融文化缺失，可能会导致数字趋势下的“技术走向邪恶”。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郭伟是神州信息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