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作参考”到中央定调 金融法院落地上海台前幕后

本篇文章3574字，读完约9分钟

[摘要]“上海金融法院不是上海的金融法院。如果它不跨地区，只解决上海的局部纠纷，这种概念和模式将是小的，所以我们必须扩大模式。因此，管理哪些财务案例以及在哪里管理它们是一个焦点问题。”

3月28日下午6时30分，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陆乘车外出工作。途中，他在广播中听到一条沉重的消息:今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金融法院设立方案》。

“我的心情很平静，毕竟我的心已经有底了。但也有一些惊喜，我真的没想到它会这么快。”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2010年，陆是最先提交设立上海金融法院提案的三位成员之一。

鲁·的“心中有底”源于2017年12月，当时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上海的吹风会上特别提到了上海金融法院的成立，并表示他们为最高人民法院做了大量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也给予了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如果要设立金融法庭，首先会在上海，他对此事特别关注，并一直在推动。因此，我们早就知道，这件事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重视。”吕对说道。

八年来的四个提议

对鲁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后来，他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贺信，朋友们的情绪感染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令人兴奋、激动或欣慰的事情。”这肯定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诉求的结果，而是大家共同努力并形成共识的结果。"

2010年1月27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时任上海市CPPCC区人大代表的张宁、陆、、谢荣兴，秉承“调整金融案件分类标准，将涉及金融法律法规的案件纳入金融法院集中审理”的理念，首次提出设立上海市金融法院的议案。该提案由上海高院承办，当年的处理结果“留作参考”。

五年后的2015年1月，在上海市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吕撰文，张宁等11名委员共同提交了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议案，认为“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稳步、不断加快，上海金融法院的设立在解决金融法律纠纷方面更加专业化、国际化”。该提案被纳入“2015年上海CPPCC专项委员会(指导小组)重点谈判处理提案”，处理结果被“纳入待解决方案”。

“无论是在2010年还是2015年，在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提案提交后，上海高等法院一直在与我们沟通；上海CPPCC社会法律委员会也一直在搭建一个平台，对这一建议进行论证和处理，提出建议并大力推广。”卢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2015年3月，在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席的桂敏杰提交了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议案，建议借鉴最高法院在设立巡回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上海设立专门的金融法院。在今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与东方财富(300059)网络主席、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琦再次提交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议案》。

八年后，靴子着陆了。

呼应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中国第一家金融法院落户上海的原因得益于上海独特的法律基础。

早在2008年11月，中国第一个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庭在上海浦东法院成立，上海金融特别审判机制正式开始运行。此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两个中级人民法院和一些基层法院设立了专业金融审判庭，统一管辖金融和商业案件。“上海金融法院成立的前提是上海市高级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乃至基层法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在金融审判专业化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努力，促进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形成了一定的良好基础。”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长倪守斌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指出。

今年1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五年来，上海市审结一审金融案件47.8万件，同比增长358.3%。其中，典型案例结果，如光大证券“乌龙手指”系列案(601788，诊断学)(港股06178)，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侵权损害赔偿规则；依法审结中国首例高频交易操纵期货市场案件，维护期货市场交易规则和秩序；加大对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犯罪的处罚力度，审理“达达堡”、“金钟”等705起案件，挽回35.7万受害者经济损失186.78亿元。

与此同时，金融案件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另一种尴尬:目前，上海的金融和商业法官不到300人，平均每年处理的案件数量超过250起。近年来，上海的金融案件越来越多，“案件多而案件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此外，金融案件专业性强、影响大、问题多，给现有的司法审判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目前，虽然法院设有专门的财务法庭，但在实际审理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上海新谷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怀涛认为，设立金融法庭有利于提高金融审判的专业水平。

据陆介绍，经过多年的历史发展趋势，上海的金融法官队伍已经形成了较高的规模和专业素质，为金融法院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如果上海金融法院从全国各地招聘，从律师队伍中招聘，引进优秀人才，那么这个队伍就会崛起，法院也会崛起。上海有很好的基础，相对容易实现。”

上海现有的良好法律基础有助于金融法庭的发展。相反，在上海设立金融法庭对上海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相呼应。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许多专家强调，上海金融法院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上海金融审判的专业化水平，推动金融审判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增强中国在金融案件审判规则中的话语权，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

跨区域试验是一项挑战

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目的是完善金融审判制度，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制环境。今年1月11日，上海市委书记、金融办主任杨铮在“优化经营环境”座谈会上透露，防范金融风险是近期工作的重点。

倪守斌告诉《泰晤士报》记者，上海金融法院的成立正是希望上海在金融风险防范的司法判决中发挥主导作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合并、去杠杆化、新的资产管理规定等。，都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这是中央政府玩的组合拳。这是一系列的行动，而金融法庭是它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目前，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具体方案尚不为外界所知，但鲁、、倪守斌等专业人士已就三点达成共识:一是从审判层面来看，上海金融法院是一个中级法院；第二，上海金融法院是一个专业法院，主持各种金融案件；第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金融法院的专业人员将被调动，组成一个新成立的独立组织法院。

然而，作为一个综合性法院，上海金融法院是否将在金融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中“三位一体”尚不清楚。其中，金融民事和行政审判已被确定纳入金融法院的管理范围，关注的焦点在于金融刑事案件，即金融犯罪是否包括在内。“刑事案件的受理可能需要制度设计，也需要配套设立相应的检察机关，但这应该是一个发展方向。”鲁认为，上海金融法院可能仍是“二合一”，但未来的发展趋势必须是“三位一体”。

此外，上海金融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也是一大悬念。“它能否跨越地区是一个挑战。”陆解释说，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是，原告是指被告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等。，而跨地区意味着——例如，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产品的交易纠纷——无论原告和被告在哪里，都应由上海金融法院受理。

倪守斌说，关于跨地区有两种观点。一是小跨地区，即以上海跨地区为例，原告在松江，被告在浦东的一家银行，这可以集中在将来的金融法院；一个是大的跨地区，例如，涉及浙江和上海的案件可以在上海审理。

“跨地区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有这个概念。上海金融法院不是上海的金融法院。如果它不跨地区，只解决上海的局部纠纷，概念和模式将是小的，模式必须扩大。因此，管理哪些财务案例以及在哪里管理它们是一个焦点问题。”卢告诉《时代周刊》记者。

此外，倪守斌还提醒，还应注意上海金融法院的管辖权划分:“只要是金融案件就不可能进入金融法院。有必要考虑管辖级别，金融法院应与基层法院进行适当的划分。审理一些影响大、难度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

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金融法院设立方案》，这只是一个开端。3月30日，上海市高级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法院是一个特别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是必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授权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决定后，上海市高级法院将在最高法院的指导下，在上海市委及其政法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筹建上海金融法院。

关于上海金融法院何时开庭的问题，倪守斌透露:“事实上，上海方面已经在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我想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中央政策必须得到落实。”鲁对比较乐观:“这件事应该轰轰烈烈。我不知道今年上半年是否太晚了。如果太晚，应该在第三季度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