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员会首秀 专家解读三大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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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实际上是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可以在一些重大改革问题和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4月2日下午，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是继3月28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协调配合、整体推进和监督实施。会议围绕三大硬仗展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准确脱贫和保护生态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副主任由李克强、王沪宁、韩正担任，规格极高。

“大背景是党政班子的全面改革，我们称之为‘党政关系的重塑’。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实际上是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在一些重大改革问题和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金融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关庆友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

底线思维是必要的

《时代周刊》:在2018年的三大战役中，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位列第一，重点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稳中求进，抓住主要矛盾。为什么要提出坚持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的原则？

关庆友:从2016年到2017年，实际上是对过去十年的通货膨胀、金融过度繁荣或泡沫的修正，所以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很大，因为这种流动性在释放后很难控制。除了宏观问题，它还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金融机构和大企业的切身利益，这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目前，确保底线的思路是非常必要的，并应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来应对风险。

《时代周刊》:会议指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结构性去杠杆化。降低杠杆率的主要部门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目标是降低宏观杠杆率。如何理解结构性去杠杆化？为什么我们应该把结构性去杠杆化作为基本理念？

关庆友:结构性去杠杆化:一是保持宏观杠杆率稳步下降，因为近年来宏观杠杆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上并不明显。第二，总的来说，如果杠杆作用被全面移除，它更有可能引发风险，这种风险应该被略微降低。

为什么把结构性去杠杆化作为基本理念？由于目前的杠杆率下降主要是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近年来没有去杠杆化，而民营企业几乎去杠杆化。但是准确性的问题很难说，只是先问一下，然后控制风险。

时代周刊:你说2017年和2018年可能是清算之年，这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的痛苦时期。如果我们能熬过这两年，明的黎明很可能在2019年到来。你还用“最终清算”来总结2018年的国内经济市场。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关庆友:事实上，2016年和2017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和冲突、防范内部风险创造了良好条件，是“清算”的重要时间窗口。事实上，我们已经抓住了这个时间窗口。我认为国内杠杆降低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很多机构和企业已经达到了降低杠杆的目的，从而更好地防范国内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考虑国内问题，还要考虑一些国际政策。这是一场中美贸易战，外部形势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所以我们只能做尽可能多的工作。如果外部条件没有恶化，那么2018年可能是“最后的清算”，2019年可能会迎来新的周期或新的阶段。

降低杠杆是一个渐进的消化过程

《时代周刊》:2017年，国有企业显示出降低杠杆率的迹象。数据显示，2017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7%，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然而，国有企业债务占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的62%，比2016年上升3个百分点。在这方面，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关庆友:这和我们的改革有关。一方面，杠杆率的降低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形成的惯性是大量借债而不注重资本回报，习惯于高负债经营，并存在投资饥渴的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许多行业的供应方改革实际上对国有企业有利，产品价格正在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杠杆正在更快地扩张。降低杠杆率是逐渐消化的过程。说白了，应该提高资产回报率，降低债务成本。然而，很难提高资产回报率和降低杠杆率。

《时代周刊》:未来国有企业去杠杆化的主力军在哪里？

关庆友:国有企业去杠杆化非常困难，这与民营企业的机制不同。国资委在考核中有具体的指标，所以国有企业去杠杆化主要需要中央政府的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明确这一点。

《时代周刊》:政府投资基金、专项建设基金、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等多种融资方式。已经成为地方隐性负债的主要形式。你认为如何化解隐性债务存量，控制新增隐性债务的增加？

关庆友: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的问题不容易。债转股也被采用，但现在金融机构是独立评估的，可能性不是特别高。当然，地方政府可以重组和出售地方国有资产，这也可以降低杠杆率，但没有其他特别好的方法。毕竟，地方政府借了这么多钱，建了这么多项目，他们总是要还钱。

近年来，先是地方融资平台，后来是ppp方式，新的隐性债务增量实际上已经得到控制。但是，本地借款应记住，它是符合法律和法规的，可以& prime不要再说话了。在4万亿元的时候，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都开放了，这样他们可以随意借钱，鼓励他们借钱，然后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银行，纷纷效仿。这种方法有问题。

最难的是环境保护

《时代周刊》:十八大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6853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仍有3046万人摆脱了贫困。在这方面，会议指出，要准确地与贫困作斗争，就必须坚持总的打击目标，严格遵守现行的扶贫标准，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标准。在你看来，我们如何才能确保与贫困作斗争？

关庆友:消除贫困，解决关键问题，要考虑中央的大政方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与贫困作斗争，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发挥重要的领导和引导作用，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实现工业扶贫和造血。工业扶贫的理念非常重要。毕竟，中国确实有优势。地方政府可以结对帮扶，也可以引导一些大企业在一些地方结对帮扶。例如，京东与河北部分县签订了农村电子商务和精准扶贫合作协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时代周刊:环境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能否全面认识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会议明确指出，要与污染作斗争，必须坚持从源头上防治，调整“四个结构”，实现“四降四增”。你如何看待调整“四个结构”取得的成绩？

关庆友:目前，中国在调整“四个结构”方面的成绩还是很明显的。我认为这些环保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毕竟，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8000美元。在这个发展阶段，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我国的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和水污染非常严重。为了弄清经济发展的目的，我们宁愿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愿牺牲环境。环境保护仍然需要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这涉及到一系列问题。现在确实有必要把短期和长期结合起来，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下定决心打赢这场国防战争。

老实说，我不担心降低杠杆率。我认为最难的事情是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对任忠来说确实任重道远，甚至比扶贫还难。我们不能关闭所有的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短期内，内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必然存在矛盾，这取决于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