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防范金融风险 金稳委仍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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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空金融监管的一些空白领域需要尽快填补，一些有缺陷的金融监管规则需要加强，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迅速应对。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是2018年三大战役的重中之重，重点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在今年的两会上，这个话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9日表示，中国总体债务的快速增长已经稳定，并进入稳定杠杆和逐步降低总杠杆的阶段。他强调，目前，空金融监管的一些空白领域需要尽快填补，一些有缺陷的金融监管规则需要加强，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尽快处理。

要跑完高质量发展的马拉松，中国经济必须首先防范金融风险等重大波折。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防范金融风险有多重要？“在这两三年里，防范金融风险是我国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央政府提出2017年，特别是2018年，将是金融监管年，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2017年采取措施后，杠杆率已经稳定。在2018年，它将继续调整和加强监管体系和制度的形成，金融问题的可能性将减少。”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

找到增量增长的空

时代周刊:目前，包括一些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债务增长较快，债务总额较高。如何引导和消除实体经济中的大规模负债问题？

周天勇:解决实体经济的大规模负债问题需要时间。首先回顾历史，当日本国有企业倒闭时，它们会拆除钢铁厂或一些基础设施设备，并自动将它们转移到海外。中国一些钢厂和录像机厂的生产线都被日本设备拆除了。相比之下，我国国有企业不能将陈旧的相关设备转移到国外，因为我们要考虑资产流失等机制问题，但我国需求不多，最终会成为银行的坏账，负债率会上升。从现实来看，传统产业的需求正在减少。如果速度再提高一点，产销率就可以用增量的方法提高，比如盖房子翻新，建新农村等等。然而，现有的制造业不能仅仅靠注入股票来振兴。因此，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速度，我们就无法消化过去的不良资产。

《时代周刊》:数据显示，中国的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已达172万亿元。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如何防范风险？

周天勇:我们必须找到保持和稳定的方法。当然，也有一些技术问题，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不应该太快，否则会有很多发行的货币收不回来，让空的人民币走出国门会很麻烦。当人民币在国外贬值时，国内会出现大问题，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谨慎。最大的问题是货币问题。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把资金留在中国，让资产回流，平衡人民币回流、流出和回流的匹配，找到在中国投资的空空间和领域。

如何找到它？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空.的增量目前，制造业基本上处于过剩状态，没有储备空.的余地有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通过使用较大的水利工程或增加降雨技术来提高西北或华北地区对农业用地的淡水需求，另一个是通过空室来增加需求，就像当年美国西部开发一样，利用项目来吸收资金。第二，该项目可能是一个低利润行业，资金进入后不能转移。因此，我们应该合作，加快土地产权改革，让更多的资金进入。重新利用改造土地和开发新田、新村镇的方法，吸收资金，将其转化为良性资产。第三，放开人口迁移。我们现在有2.8亿移民工人，放开人口迁移不仅会加速经济增长，还会增加对水泥、钢铁、玻璃、建筑材料和家庭用品的需求，同时增加粮食产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周期性地吸收资金，稳定资金外流，将不良资产转化为良性资产，从整体上解决中国金融的高杠杆率问题。

以外部监督为主

《时代周刊》:2017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诞生。周小川在今年的两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金融监管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个新机制如何真正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换句话说，金融监管应该如何管理？

周天勇:首先，要协调中国保监会、银监会和证监会，控制一些金融创新、银行柜台保险销售等类似的混乱局面。因为在过去，各个部门都是创新的，相互混合，但是他们没有被监督，风险就产生了；其次，要对部分地方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贷款结构进行监管；三是清理和监管银行表外业务；最后，要建立大宗商品监管体系。最初的大宗商品是现货交易，但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大宗商品的电子交易平台。在与金融结合后，它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准货币。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小额贷款公司。总之，如何监督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时代周刊》:有一种监管理念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巩固财务委员会，并通过矩阵管理来丰富它。然而，矩阵管理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参与矩阵管理的每个部门和每个人都有积极合作的意愿。这是目前“三人小组”面临的最大挑战吗？

周天勇: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仍然需要改革，比如土地产权改革，这不在金文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例如，商品交易系统涉及商务部。因此，解决金融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而不仅仅是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事情。

然而，我国各部门之间有时相互制约，协调性不强。这并不是说，如果金融体系受到监管，金融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计划，弄清楚金融稳定委员会能解决什么问题，控制表外业务和地方债务，需要金融合作。

《时代周刊》: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胡晓炼提出，金融风险的有效防控仍有赖于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金融监管应该以外部监管和自我管理为基础吗？

周天勇:依靠金融机构自身的监管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有没有可能让城市商业银行自己监管，让商品交易平台自己监管？让小额贷款公司不要搞高利贷？不太可能。我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外部监管，加强国家金融监管体系。

地方监管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时代周刊》:随着强监管成为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地方金融监管出现短板甚至空白区，这种情况越来越暴露。钱宝的非法集资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地方金融监管的主要缺陷在哪里？

周天勇:当地缺乏团队和人才，尤其是当地金融机构。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有些人甚至没有学过金融；同时，没有监管设计，如后台准入、保证金监管、第三方清算、平台做市商等的定义。

《时代周刊》:地方金融监管的升级始于机构改革。目前，各地都设立了金融监督局，但只有一个机构，如何压缩地方监管责任？

周天勇:首先，我们应该强调一个原则:一个人自己的责任。你应对你的事故负责。即使你在锅里卖铁或重组你的资产，中央政府也不会拯救它，从而打破中央政府和央行的现状，也不会给地方政府留下债务融资平台。建设预算应单独列出，所有债务项目不应纳入总预算。同时，很明显，所有的债务都是发行的，以防止地方政府有隐藏的债务。此外，建议设计一套专业管理方法，根据管理方法配备专业人才、监理程序、设施和系统，建立专业监理队伍和专业监理技术平台。

时代周刊:目前，我们基本上关注的是城市的金融风险，但实际上，农村地区存在着许多金融诈骗和非法集资事件。如何防范农村金融风险？

周天勇:一方面，必须治理农村地区的非法集资和金融欺诈；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决防止农村筹资事件的风险转移到金融系统。如果它不进行，它不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果这些最终应该被监督。防范风险最重要的是不要把风险传导到整个金融系统，形成系统性风险。

时代周刊:2017年，许多人认为金融改革的步伐有点慢，这可能与风险防范有关。在未来的2018年，风险防范仍将是金融业的重点，这将导致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步伐放缓？

周天勇:不是。2018年，金融机构的制度建设实际上是一场伟大的改革。微观改革也在进行，过去有太多所谓的创新改革。今年也是金融稳定和监管年，主要任务是防范风险和降低杠杆率。打破垄断和市场准入方面的一系列深入改革可能仍将稳步推进。最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本质上迫使银行改革。

直接税的比例将来应该增加

《时代周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特殊费用的扣除，合理减轻负担。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改革将把分类税制转变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周天勇:我认为这次税制改革的方向和计划很好，特别是改变了原来单一的按工资多少纳税的制度。然而，外界对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于关注。事实上，对于普通人(603，883，医疗单位)来说，此次税制改革的真正重点应该是“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特殊费用的扣除，并合理减轻负担。”以前的税收制度没有考虑到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和抚养老人的家庭的负担。简单地提高门槛是不公平的，在征税时应该考虑综合因素。

时代周刊: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主要是间接税(流转税)，个人所得税占中国总税收的不到7%。除了提高起征点，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还应该做些什么？

周天勇:目前，从中国的税收结构来看，企业增值税等间接税比重过高，而所得税、财产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过低。我认为未来改革的方向肯定是增加直接税的比重，减少间接税的比重。降低增值税税率，降低增值税等级，特别是制造业的增值税，至少降低两个百分点。

至于个人所得税，随着工资的增加和起征点的提高，比例可能会增加。现在，根据五险一金的计算，即根据个人账户和统筹，这两项合计占工资的42%左右，我觉得还是有点高，应该降低到30%。其次，小微企业的纳税门槛太低，36万元(每月3万元)的年免税额度太低，应该提高到每月5万元，每年60万元，相当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免税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