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工感受法治的温暖（一线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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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农历新年不到一个月，农民工返乡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也是他们维权的高峰期。1月初，记者跟踪采访了几起法律援助律师帮助农民工维权的案件。

13天内，我追回了19万多元工资

2017年11月13日，何等12名农民工走上了工资支付之路。幸运的是，在援助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在13天内追回了超过19万元的工资。

自2017年2月起，何、等人一直在被告公司的项目中工作，但项目结束后公司未支付工资。经过多次寻找公司的失败尝试，他们找到了北京志诚农民工法律援助研究中心。

经过近10天的事实核实和证据准备，2017年11月22日，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李礼辉赶到法院立案。该案件很快被立案。在法院的干预下，他伊美服务的公司立即同意进行沟通和调解。2017年11月26日，何等12名农民工成功领到工资。

“就农民工工资而言，平均处理期为11个月。北京志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表示，拖欠13天工资，离不开政策和制度对农民工权益的有力保护。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门发布了《农民工欠薪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

“在2011年之前，到今年年底，我们的援助中心的大门无法关闭，里面和外面都是寻求帮助支付工资的农民工。”曾帮助农民工维权13年的石福茂律师见证了这些年农民工维权的变化:“工资仍然是农民工维权的一个重要类别，但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涉案人数都大幅下降。简单拖欠工资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

“最后，没有必要担心工伤赔偿问题。”

与何相比，作为一名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道路相对漫长，但也得益于国家的良好政策。

2011年11月12日清晨，在一家物流公司当装卸工的张志学，在一条传送带上压碎了他的左拇指。被送往医院治疗后，涉案公司从未主动付款，因此张志学不得不通过法律程序。由于之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涉案公司不承认张志学与其有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和二审后才确认的。后来，双方在工伤赔偿金额上产生了分歧。2013年，双方再次进入仲裁程序，涉案公司为了逃避责任停止出庭。

最后，张志学得到了赔偿，要求公司赔偿18.3万余元，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赔偿，并把强制执行的申请交给了法院。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通过了执行信息查询中心，执行款仅为1060元。被处决的公司与法院打了一场游击战，找不到任何可供处决的房地产、车辆或银行存款。

悲剧不能仅仅由农民工来承担。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正式实施，建立了医疗费用和工伤保险待遇预付制度。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待遇的，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政府将“买单”，然后向违法单位追偿，确保工伤职工能够及时获得赔偿。

从2016年7月起，石福茂律师代表张志学多次前往涉案公司所在地社保中心。“付款部门已经在处理中，很快就会有消息。”2017年5月，张志学的申请得到了明确答复。"十多万元的资金到位了！"2018年1月4日，石福茂收到了来自张志学的好消息。今年春节期间，张志学一家终于不再担心工伤赔偿了。

农民工工伤权益保护仍然复杂而漫长

农民工工伤权益保护复杂而漫长。“工资案件的平均时间为11个月，工伤案件的平均时间超过2年。”石福茂介绍:“与支付工资相比，工伤案件往往需要支付相对较大的金额。一旦发生人身伤害，将涉及医疗费用、交通费用和其他费用。很多农民工都在小公司工作，薪酬对公司的生存有很大的影响。”

法律援助律师张志友曾代理过一起工伤案件。“李是在一个建筑工地受伤的。由于建筑领域法律法规不明确，法院运作不统一，很难追究公司的工伤责任。”张志友表示，该案经历了五次仲裁和诉讼，耗时四年。当裁决确认公司支付工伤赔偿时，公司的财产已经转移。后来，在申请了额外的执行人之后，工伤赔偿问题得到了解决。

记者了解到，在工伤索赔案件中，往往不是纠纷，而是围绕工伤的一系列纠纷。例如，确认劳动关系的争议，无论是工伤、伤残鉴定的争议，还是工伤待遇的争议，几乎每一个争议都需要经过“一裁两审”的程序。

近年来，职业病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病，是不可逆转的，只能依靠药物治疗来缓解症状或维持现状。没有及时的补偿，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往往会因为疾病而变得贫穷。

职业病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它是隐蔽的，经常在工作多年后发生。此时，农民工可能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或者他们的单位已经被关闭，这使得农民工更难捍卫自己的权利。职业病与工作环境直接相关，这也导致群体性职业病的爆发。

“根据法律，职业病诊断要求雇主提供诸如工人的职业史和职业危害暴露史以及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检测结果等信息。一旦农民工生病，雇主有时甚至不承认最基本的劳动关系。童立华表示，2011年，中国修订了《职业病防治法》，但职业病监管主体在法律上仍不明确。

无故辞退案件减少，变相辞退案件开始增多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必须在一年内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超过一年的，视为双方有无限期劳动合同。这促进了劳动合同签订率低问题的解决。然而，雇主开始以各种方式逃避责任。例如，合同签订后，被单位收回，劳动者没有保留；让劳动者签署一份空白合同。

作为一名女性法律援助律师，吴杰特别关注女性农民工的权利保护。“近年来，一些雇主从过去的失败案例中吸取了教训，直接解雇员工的案例越来越少。随着这一增长，工人们被迫以各种方式自愿辞职。”吴杰介绍说，这种变相解雇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尤为明显。

一个案例是徐女士被鞋城解雇。徐女士曾是鞋城的一名女工，从事仓库管理。在员工加入公司之前，为了不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鞋城要求员工提交在其他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为了得到这份工作，许灿女士只要求其他公司出具证明，并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中规定公司不需要为她支付社会保险。

2017年7月，为了控制就业成本，鞋城开始让员工退休，徐就是其中之一。鞋城表示，它只支付员工一个月的罚款。在合同终止前，徐女士请了几天假。该公司表示:“如果你不接受一个月的补偿，你将根据旷工情况终止合同。”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最终通过仲裁解决，公司一次性支付徐女士22000元。

为什么农民工被解雇的案例如此之多？童立华分析说，除了工人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技术创新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外，农民工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一些公司对员工的工作技能和经验要求不高。解雇农民工对企业运营影响不大，而且可以迅速找到替代人选。

《人民日报》(2018年1月24日，第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