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应因地制宜改进服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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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经济的活跃在中国是出了名的。截至2017年9月，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65%，贡献了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平均每11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个老板。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大量涌现，使得“浙商”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联系——他们会有强烈的信任感，并经常采取“控股集团”的合作模式。

在多次考察浙江的过程中，这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调查中，作者的知识再次证实了这个地方的“标签”:村民们很容易合作，保持良好的信任关系，甚至许多协议都是以口头形式而不是书面形式提出的；“船东”有意识地成立销售和管理合作社或协会，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从事岛屿寄宿家庭和当地文化推广的企业家自然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促进旅游业和当地文化的推广...

这种区域内经济主体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可以有效提高行业内信息传播和交易的效率，促进地方行业的快速突破，也可以使良好的信用环境不断被企业或企业家传承。浙商之间的天然信任与合作是许多本土企业能够从最初的家族企业规模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特征的形成和延续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素，难以推广和复制，但金融机构服务的理念是可以推广的。

就普陀农村商业银行为支持远洋渔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而言，无论是以担保代替抵押代替资产证明，还是保证远洋渔业从个体经营向公司化的平稳过渡，或者是在合作社负责统一的仓单和销售管理后给予信贷，这些都是机构根据行业发展阶段和当地商业信用状况的特点所做的产品和服务改进。只看这些服务模式的变化，我们不需要太高的财务专业知识和操作。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入地跟踪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背景和现状，掌握当地商业信用的特点，并尽可能将其内化到产品和服务的设计中。

在各种各样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当今农村金融是复杂的。为了体现社会责任，机构往往被纳入同一风险缓解机制，有时可能会增加一些技术来帮助它们。从理论上讲，这些做法确实可以减轻单个主体的风险或提高金融服务的有效性；然而，在现实中，为了金融服务而故意给该机制增加过多环节的结果是，多主体的参与将大大降低贷款发放的效率，尤其是在坏账发生后，这使得风险分担的基本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更谈不上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应该掌握当地和行业的特点，识别用户的需求，然后及时准确地将他们推向需求方——简单的操作反映了服务实体和场所的真实经营目标，这远比设计看似复杂的产品机制重要。这是普陀农村商业银行帮助行业发展的启示。

但金融机构需要思考和改善的是良好商业信贷的可持续性。在与农村金融学者、中国小额信贷协会主席杜小山讨论农村信贷环境时，笔者提到信贷环境并不是绝对的好或坏，人们可能有一个“潜意识”来检验底线，如果不有效地制止，这种“潜意识”会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到其他主体。因此，他还指出，严格的内部控制极其重要。虽然信贷环境一直处于良好状态，但浙江应采取更加科学的措施来保证信贷环境的良好状态。为了维护区域信用环境，特别是商业信用，除了地方政府不断建设信用体系外，金融机构在将商业信用环境纳入服务设计时，也需要考虑和促进商业信用本身的优化，具体到本次调查的内容，即帮助公司或合作社做好内部风险控制。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引导和引导企业和合作社对内部群体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内部金融监管和调整，从而保证整体授信时的资金安全，促进区域信贷的持续改善。(张乐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