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关口前移 有效精准施治

本篇文章3727字，读完约9分钟

4月11日，77岁的杜叔叔出院2个月。他亲手做了四道武汉风味的菜肴:粉丝鸡汤、千页鱼头豆腐、炒小白菜、炒青椒。谁能想象这个住在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社区的居民，曾经是一个不能自理、靠呼吸呼吸、靠吃东西吃饭、靠搅拌上厕所的危重病人。杜叔叔被治愈出院，这要归功于中医抗疫的“武昌模式”。

在新冠肺炎肺炎疫情期间，武昌区率先在社区分发中药，探索形成了以“中药处方+社区+互联网”为核心的“武昌模式”，即中医药介入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整个链条，构筑了阻断疫情蔓延的“防火墙”。数据显示，1月28日，武昌区隔离点确诊的疑似病例比例超过90%。2月2日，在隔离点进行中医干预，确诊率在2月6日降至30%左右，3月5日降至3%左右。

一般处方-

“漫灌”加“精量滴灌”，辨证施治

1月24日晚6点，佟晓琳从北京抵达武汉，下车时明显感到又湿又冷；待在旅馆后，他没有打开空的钥匙，而是打开窗户，在小雨中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出于职业习惯，他不得不体验当地的温度环境；同时，他还特地检查了武汉的天气。在一月份的过去20天里，雨下了16天。

童晓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新冠肺炎全国肺炎医疗专家组组长。

1月25日，在到达武汉的第二天，童晓林和他的团队去金银滩医院检查住院病人。第三天，佟晓琳去了武汉第一医院的发热门诊，病人排起了长队。有些人从早上5点一直等到中午，还没有看到疾病。当病人看到小林时，他拿起胶卷让他看，拽着袖子不松手...

这一幕让佟晓琳感到很苦恼:但是面对大量的病人，靠医生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开脉搏是不现实的。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怎样才能让每个病人都吃中药，防止疾病发展成重症？童小林陷入了沉思...

中医治病，首先要抓住关键的病机，否则，药不会对症，事半功倍。通过一线诊治，佟晓林发现患者经常出现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因此他对新冠肺炎肺炎有两个明确的病位:一是在肺；一个位于脾脏。肺和脾都属于"阴藏"，内外寒湿条件破坏了人体环境的平衡。从中医角度看，佟晓林将新冠肺炎的肺炎称为“寒湿疫”。

一旦确定了关键的发病机理，童晓林和当地的专家小组共同研究了一个通用的处方——寒湿一方(武汉康怡一号方)。同治方由槟榔、煨草果、厚朴、白术、麻黄、杏仁、羌活等20多味中药组成。主要原则是宣肺除湿、解毒通络。

童小林考虑到疾病的演变和病程，在同治方的基础上提出了“九加减”，即根据九种不同的症状加减同治方。社区大规模分发药物，“九加减”增加了制作颗粒的难度。经过慎重考虑，佟晓林将其改为“四正四负”，即根据不同的主症，制定出发热、咳喘、纳差、气短、疲劳四个加减方，并与主方配合使用。以发热患者为例，若服用同治方3天后发热症状未明显改善，医生可在同治方中加入甲方，增加麻黄和石膏的整体用量，并增加柴胡和芦根以达到解热作用。

同治方在防疫中的应用，并没有违背辨证施治、一人一治的传统，而是辨证施治灵活性的具体体现。关键是能否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掌握其关键发病机理和传播变化规律，形成有效的综合治疗处方。“武昌模式”的核心是有效治理的方略。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最接近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尽量准确用药。”童小林说。“漫灌”加“精量滴灌”，辨证施治同一疾病，治疗新的传染病，可以突出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社区药物分配-

发挥桥头堡作用，及时救治患者

武昌区有125万常住居民和144个社区。疫情一度非常严重，给社区医疗资源带来巨大考验。

武昌区水果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治平说:该中心服务8.6万人，仅有4名中医，人均2万多人。其他社区中心的中医人数一般不到9人。

“病床、医生、防护材料等。曾经很少。”武昌区副区长向岳(音译)表示:“当时，每个人都认为，也许你不能换床，不能换医疗，不能换防护用品，但你可以让病人吃中药。”

「轻微及疑似病人可否在社区接受治疗，以减轻医院的压力？如果社会能够控制轻度甚至疑似病人，医院和发热门诊的压力将大大减轻。要切断疫情的源头，社区是第一关。”童小林说。

1月29日，当佟晓林向武昌区政府和湖北省中医院提出联合开展中医药社区防控时，三方一拍即合，立即行动起来，从源头做起，从小火做起，控制疫情蔓延。

2月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线指挥部、湖北省卫生委员会、武汉市卫生委员会决定尽快在社区发放药品，让每个社区的居家病人都能吃到中药。

祥悦立即协调九洲通(600998，临床库存)医药行业，根据武汉市抗疫一方要求，连夜制作了27000袋汤药，发放到武昌区所有隔离点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在社区免费发放；与此同时，武昌区紧急请求江苏省连云港市(601008，临床库存)的帮助，连云港康源药业(600557，临床库存)生产了武汉市抗疫一号处方和4张改良处方，约42000份中药颗粒剂，共14天，全部交给武昌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向辖区隔离点运送大量童子方颗粒，并通过家庭医生团队向封闭社区的签约居民和健康居民免费提供童子方。

社区发挥桥头堡作用，形成联合防控、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童晓林表示，“武昌模式”是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正常医疗体系供给不足的关键举措；充分发挥社区作用，用中医药进行防控，使疫情防控向前传递，患者得到及时治疗，从而降低体重转移率和死亡率。

数字中医

探索中医药参与社区保护的新思路，推进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现代化

佟晓林在流行病的中医诊断和治疗方面有一定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期间，跟随中医大师周仲瑛治疗流行性出血热；2003年，他在中日友好医院参加非典治疗，并担任中西医结合组组长。但这一次，社区大规模分发药品，一旦整个疾病判断有误，病人就用错了，但人命关天，心理压力很大。在决定大范围发放药品后，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患者服药后的反馈，二是中医用药指导。

2月2日23时许，佟晓林致电中国医学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医数据中心主任刘宝燕。

“童院士向我讲述了他的想法，希望通过搭建一个咨询平台，与全国各地的中医师联系，让武昌区的隔离人群、发热、疑似和确诊患者能够通过网络实时反馈用药信息，获得专业的用药指导和建议。”那天晚上，刘宝燕开始采取行动，从应用程序开发到医生招聘，再到后续流程设计、数据访问和数据分析，以确保万无一失。

2月3日，武汉市防疫一号处方开始发放和使用。通过扫描打印在童志方包装上的二维码，吸毒者填写病情和用药情况，并生成病历。志愿者通过电话或微信询问并记录他们的病情；根据志愿者的反馈，一线医生判断吸毒者的情况，及时调整用药。

「我们采取整合临床科学研究的策略，并在互联网及流动终端机等科技的支持下，将国际流行的病人结果登记与自愿跟进结合起来，优先处理病人的治疗，收集吸毒者服药后身体状况的变化，并及时反馈给前线专家处理。严格审查每个志愿者的资格，并制定志愿者工作服务手册，要求他们严格参照执行，确保良好的服务。”刘宝燕透露，为了确保远程用药指导贴近一线治疗的实际，他们与一线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尽可能在手册中列出吸毒者可能提到的问题，并附上一线专家认可的答案，供志愿者参考。

“在家单独使用药物的患者容易焦虑和恐慌，因为他们不能及时联系一线医生。通过电话与app进行远程沟通，他们不仅可以获得专业指导，还可以缓解焦虑，消除沟通中的恐慌。”刘宝燕说，及时的信息反馈可以在预警中发挥很好的作用。一旦发现吸毒者有恶化的趋势，志愿者会立即联系一线医生进行干预治疗。

截至3月5日，武汉市抗疫一号方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3698例发热患者采取疑似和确诊病例后，90%以上患者出现发热、咳嗽、咳痰、乏力、气短、情绪紧张、食欲不振等症状，腹泻症状消失。发烧病人的平均天数是1.74天。在药品分销之初，社会上有不少人观望或拒绝接受药品。然而，随着药物疗效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药物治疗。

截至3月25日，共有12051名检疫人员扫描二维码并进入应用注册管理，其中4579人服用了武汉市抗疫一号处方，完成了27884份疾病记录。其中，只有7.85%的人因服药后不适而停药。690名医生志愿者参与了随访，共帮助了4571名患者，并通过电话与患者沟通了30000多次。

武昌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王辉表示，自药品开始发放14天后，确诊病例数像悬崖一样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医药对轻度疑难病患者有明显的干预效果。重症患者的死亡病例逐渐减少，并保持在较低水平。

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武昌区共诊断出721例轻度和常见类型患者，其中武汉康怡一号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根据新冠肺炎的加重率，武汉康怡一号方组为0例，对照组为19例(6.5%)。

“武昌模式是武汉市抗疫第一线的一个奇迹，在武汉乃至湖北省都得到了认可和推广。”项曰:

刘宝燕认为，“武昌模式”是一种数字化中医模式，它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将中医服务转化为数字化医学，是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现代化的探索。

"中医药的首次干预对控制整个疫情至关重要."佟晓林表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武昌模式”是中医药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参与社区保护的全新理念。

人民日报(2020年4月21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