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为什么不容易被取代——读《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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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中国制造的未来历史》由中信出版(300788，诊断)集团于2020年1月出版

杨璐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贸易摩擦的发生，网上对制造业及其海外转移的严重影响的担忧有所增加。自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爆发肺炎以来，这样的争论仍时有出现。

研究中国当代战略问题的著名学者詹士在他新近出版的《溢出》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40多年前开始的中国制造业的故事，分析了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勾勒出了从制造业崛起逐渐发展起来的“商人秩序”及其未来可能的演进路径。

这个故事必须从远处开始。“许多年后，许小平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在这所大学学习，他站在学校的礼堂里，听着他熟悉但从来不知道名字的音乐。他还记得家乡泰兴镇的那个昏暗的夜晚。”第一个春天，当这位著名的投资者加入泰兴艺术团时，他瞥见一个高个子在拉大提琴。在20世纪70年代特有的昏暗灯光下，这个高大的身影毫无预兆地闯入了他的精神世界，演奏了贝多芬的《G小调小步舞曲》。小提琴手是何斌，他当时是泰兴艺术团的教练。他曾是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管弦乐团民族乐队的队长，电影《飞虎队》主题曲的作词人，大型音乐剧《东方红》的作词人。他可以被认为是中国顶尖的弦乐演奏者。后来，正是这个人帮助泰兴成为世界小提琴之都。

四十年后，泰兴市西桥镇拥有220多家小提琴生产企业，年产小提琴产品70多万件，占中国市场份额的70%，世界小提琴市场份额的30%。40年前，西樵镇一直是木匠的故乡，很多人在上海学习小提琴制作。后来，上海小提琴厂的许多小提琴制作人都来自西樵镇。1971年，泰兴西樵乐器厂成立。虽然其主要业务仍然是为上海小提琴厂生产配件，但该厂的主人已经能够生产一把完整的小提琴。两年后，由于何斌的干预，该乡乐器厂生产的小提琴终于征服了小提琴生产专家，乐器厂获得了生产整架钢琴的资格。一度，襄阳提琴在全国提琴行业享有盛誉。

不幸的是，它没有持续多久。西樵乐器厂虽然经历了几年的辉煌，但乡镇企业的味道一直挥之不去，难以推进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几乎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就在这时，一个叫李殊的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个企业的方向和命运。在他的作品中，他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典型企业家。作者认为，现在人们经常混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和职能。詹舒认为，企业家最显著的特征是“创造性破坏”，这是由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创始人，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从而形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必须不断地、创造性地摧毁现有的经济结构，依靠创新和竞争来实现他们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然而，这实际上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领导者承担风险，承担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创造令人兴奋的新愿景。只有这样，职业经理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在创造性破坏完成后，必须形成新的规范，这样创新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存。这一过程需要职业经理人的参与，职业经理人有办法实施新的规范。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指五个方面: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开拓新市场、控制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来源、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幸运的是，这些特点可以在李殊西桥乐器厂的新厂长身上看到。由于他的努力，乐器厂的效率在短时间内从全国工业的末尾攀升到了全国第四。同时，西樵乐器厂和上海小提琴厂抓住政策机遇，实现了联合，适时重组为公司，开始了大规模走出去的进程，最终占据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事实上，后发展国家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作为亚当·斯密的主要敌人，他从个人和世界市场两个角度批评斯密忽视了国家作为重要的贸易中介的作用。自由经济学认为，产业政策经常扭曲市场价格，让资源流向效率低下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是以前不会去的。尽管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本书作者认为，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效率不是经济中唯一的考虑因素，国民经济的自主性也需要关注，尤其是在自由贸易受阻的情况下。具体到微观层面，企业家需要考虑和把握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抓住国家产业政策给予的机遇，在风暴结束前享受产业政策的红利。

然而，一个对现有市场不满意的有远见的企业家仍然需要考虑如何发展工业供应链。以西樵乐器厂为例。李殊意识到企业的主要目标是需求巨大的低端市场。只要所有的过程都可以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就可以快速进行，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结果，整个泰兴很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小提琴产业网络，每一道工序都由高度专业化的制造商生产，泰兴因此成为世界小提琴之都。

1996年，西樵乐器厂与美国axl国际乐器有效公司合作成立了丰菱乐器有限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丰菱集团，60%的产品通过axl公司销往海外。得益于人力成本优势和优化的生产能力，丰菱公司很快击败了国际市场上的同类企业，占领了世界中低端小提琴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提琴制造商。由于这种主导地位，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际销售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小提琴产业生态网络。事实上，像西樵乐器厂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并不少见。虽然它们在公众中没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它们已经成为行业中世界级的巨型企业。这类企业在过去40年“野蛮成长”的故事，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

在为撰写史书而深入越南学习期间，师叔和他的团队遇到了一位名叫费利克斯的越南学者。这位作者曾经问过他关于越南的产业链，但他的回答出乎意料:“我们不需要产业链，我们只需要广州，我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我们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根据作者事后的分析，越南学者提到的“广州”并不是特指广州，而是指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工业带，那里的制造系统是完整的，可以提供越南企业所需的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同时，这位学者还表示，越南发展迅速，未来有可能超过中国的看法，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由于越南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它只能期待在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中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使自己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搭中国的顺风车发展。如果这位学者的观点符合实际情况，那么中国在国际制造业中的地位至少在中短期内将保持稳定。

那么，目前制造业的部分转移意味着什么？

本书作者认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这种“转移”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也就是说，这种转移只是某些行业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而远远不是整个生产过程。例如，在供应链需求低、劳动力成本比重高的生产环节，如装配环节，出现了转移现象，但许多其他生产环节仍难以转移并留在中国。因此，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转移到越南越多，对中国整个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但一种深层次的嵌合关系就形成了。这种形式的转移被作者称为“溢出”。

推动中国供应链向东南亚延伸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国人。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企业家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从如此大规模的“溢出”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即未来的世界经济空将以各种方式穿越国界而存在。事实上，国界已经越来越不能真正限制经济的运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已经出现，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产业链或供应链的“溢出”和转移。如今，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发展中大国也开始了供应链的“溢出”过程。因此，詹士认为，从全球角度来看，以国家为唯一单位思考经济问题的做法变得越来越无效和毫无意义。因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在促进人类秩序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现代主权国家崛起，商人在人类秩序演变中的作用却被边缘化了。但是今天，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全球化，“商业秩序”可能会找到另一个主宰人类未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