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对话90后医生杜科业：如果不能参加抗击疫情战斗，我会后悔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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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医学院毕业、在武汉协和医院担任神经外科医生半年左右的年轻医生杜克业(音译)发现，自己已经使用微博十年了，粉丝数量突然飙升。这是90后记录生活的常见网络表达。“多博士，一个康科德医生”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大V”，也没有想到他的声音会出现在微博上的媒体报道中。

当“新型冠状病毒”指南刚刚公布时，杜克业在微博上呼吁大家“保护自己，注重预防”，要经常戴口罩和洗手。春节期间，疫情爆发了。杜克业收集了各医院缺少材料的信息并发布了。在那之后，他从他的家乡黄山逆行，回到武汉加入了抗疫行列...

线下防疫工作，网上关爱。这一系列事件使得拥有330万粉丝的杜克业微博越来越受关注。

杜克业只是数千名一线医务人员中的一员。他们可能不是专家或教授，但当疫情到来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

近日，杜克业接受了《国家商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自己在疫情爆发后的经历(以下为自我报道，文字已由记者编辑加工)。

微博表达了希望做点什么来缓解疫情

起初，学医和行医受我的家庭影响很大。我的叔叔是一名医生，我的父母总是认为医学职业是非常神圣的。

“我来自安徽黄山人，我非常喜欢武汉和武汉联合医院。2019年6月，他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顺利毕业后，有幸加入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专业学习。”

疫情爆发前，我在武汉协和医院参加为期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我不得不轮流去各个科室学习。那时，我被调到麻醉科。工作相当饱和，7: 30到达部门，平均晚上八九点下班，中午不休息，只有30多分钟吃饭。

我通常喜欢阅读、摄影和旅游，但是下班后我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

根据医院的安排，我在春节期间值班，所以我的春节假期提前了。武汉关闭前，我和父母、爷爷一起回到了安徽黄山的老家。

1月17日，病毒被分析为冠状病毒。根据我的医学知识，我断定这种病毒具有传染性。由于我的专业知识和本能反应，我觉得有必要上诉。我一直认为我们不应该对病毒过度恐慌，但是我们必须对它们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我开始在微博上提醒大家要经常戴口罩和洗手。

1月20日晚，钟南山院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新冠肺炎肺炎必须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后来，一些网友给我留言说他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口罩，因为他们看到了我的呼吁。

春节期间，疫情一直非常紧张。武汉已经关闭，黄山也做了相应的交通管制。我觉得回武汉很难。我联系各方为这个城市做准备。在等待手续办完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还没有在前线打过仗，但我是一个擅长使用互联网的年轻医生，所以我应该尽力做点什么。

我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协和医院的网络门诊。其次，我们应该在微博上做保护科学，呼吁解决医院的保护材料问题。当时，许多医院发布了材料征集公告，但这些公告是分散的。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集体出版。

我真的认为我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由于物资的短缺确实让大家担心，物资是参加战斗的医务人员的盔甲，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一定的敏感性，大家都很重视。

爷爷在90多岁回到寒星之前，眼睛红红的

回到武汉的过程并不容易。

因为我住的地方离高铁站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先找了辆出租车带我去了。后来，出于各种原因，司机不想去。毕竟，当时疫情很紧张。

我联系了黄山区的市长，告诉了他情况。我说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现在疫情在武汉爆发了。我不能这样呆在家里。我必须回武汉去战斗。

听完我的消息，区长说他会立即向黄山市汇报情况。大约半小时后，他给了我一个答复，说他会安排一辆车带我去高速火车站。

上车后，全家人都知道我必须回到武汉。如果我没有回到武汉，他们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但现在我已经到家了，我仍然必须回到危险的疫区。

90多岁的爷爷通常沉默寡言。他是那种内心隐藏着很多情感的人。这时候，他的眼睛立刻变红了。他拿着拐杖对我说，“你要去武汉，我心里很难过。你是我唯一的孙子。”毕竟，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人。我不知道我离开后什么时候会见面。

我的父母也很担心，但我告诉他们，作为一名医生，如果我不能参加这场流行病的斗争，我会后悔一辈子。

后来，在政府的安排下，我顺利到达了高速火车站。因为当时我没有买到去武汉的车票，所以我不得不买了一辆经过武汉的公交车。上车后，我告诉列车员，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想回武汉，希望能在汉口站下车。另外，因为我买不到去武汉的票，实际上我只买了一张半程票，所以我不得不补票。但是列车员说因为我的情况很特殊，他们表达了他们的理解，没有再让我补票。

当我到达武汉时，没有地铁或公共汽车。武汉的志愿者开车来接我。一路逆行，我真的觉得中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抗疫”。

哨兵认为所有措施都到位且有效

从老家回到武汉，我只能去参加医院疫情一线工作的第二轮，也就是我2月9日上任。

2月4日中午，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因为前线人手不足，下午2点我需要来帮忙。消息突然传来，我妻子毫无准备。她给我煮了一碗面条，我准备吃完就走。当我在门口换衣服和鞋子时，她一直在哭。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出门前，我给了她一个拥抱，说你应该在家等我。

我们值班两周，休息两周观察。因为我提前了五天，这相当于工作了将近三个星期。我们上岗前受过训练。我被分配到发热门诊的观察室。

我们被分成几个班，每天依次是中级班、偶数班、日班、夜班和休息班。中班是从下午3点到10点；白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5:30；甚至轮班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夜班从下午5: 30到第二天早上8: 00。上夜班后的第二天，我只能回去睡一会儿，然后第二天去上中班。

从工作强度来看，我还能忍受。部门领导、同事、家人和朋友一直关心我，鼓励我。

因为我负责神经外科的重症监护工作，所以我有气管插管的技能，而我在麻醉科的训练加强了我气管插管的熟练程度。发热门诊主任范宏了解了我的背景，并说如果病人需要插管，我希望我能完成。事实上，在新冠肺炎，肺炎患者的气管插管需要承担很大的感染风险。可以说，这是一线医护人员在抗击疫情中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我理解其中的风险，但我表示决心完成这项任务。

接到这个任务后，我就做好了战斗准备。后来，在我值班的三个星期里，观察室里没有需要插管的病人。

我的工作内容和平时的工作情况差不多，比如检查病人的病情，开药和医嘱，如果病人有什么事情就处理。事实上，最大的困难是防护服，因为用防护服做各种事情都不方便。吃、喝等等。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不敢喝前一天晚上的水。白天，你可以每天去一次厕所。从而避免了防护服的消耗。

我平均每天照顾6个病房和12个病人。我遇到过治愈的病人，我也遇到过死于困难的病人，但是最后的治疗失败了。但是在过去的三个星期里，我真的觉得大形势正在好转。

因为我在观察室，发热门诊的观察室相当于流行病的前哨站。观察室不属于隔离病房，也没有住院程序。符合要求的患者应到指定医院进行治疗和隔离。然而，有些病人非常严重。如果让他在路上跑来跑去，他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他也是一个传染源。因此，我院将骨科病房改为观察室，他们可以留在医院观察。只要其他指定医院有床位，我们就将病人转院。

当后方没有足够的定点隔离床位时，发热门诊就有很多人来看病，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观察室也人满为患。我们相当于一个频道。后面没有足够的床，但是我们前面的床被卡住了。它们像灌溉一样被堵塞，水管会爆炸。

后来，国家提出了“一切应收账款”的政策，各种指定医院和收容所医院相继成立。我们的病人有地方可去，通道明显松了口气。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观察室和发热门诊是疫情的温度计。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流行病的体温是高、正常还是低。

几天前，我们观察室的所有病人都被转移到隔离病房，没有病人被困在这里。这表明所有措施已经到位并开始生效。

如果我重新开始，我仍然会选择成为一名医生

2月22日是我轮班的最后一天，然后我不得不换成隔离生活两周，看看我是否被感染了。在这段时间里，每次看到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牺牲的消息，我都很难过。

我们把其他人从前线的地狱之门拉了回来，但是我们没有救我们的同志。因此，每个人都说医生的职业是神圣的，但承担神圣的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我们从普通家庭长大，有父母和妻子。最后，用你所学到的，穿上一件白大褂来承载这份神圣。

在网民的眼里，我是乐观的，传递积极的能量。我把自己的网名命名为“do先生”，一方面与“杜”谐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切实做好”。面对灾难，哭容易，坚强难。但是战胜困难的不是恐慌和恐惧，而是力量和乐观。

我总是觉得我们应该直接面对问题，但是不要太惊慌。我站在第一线，用我的眼睛传达我看到的事实，分享积极的能量。每个人都被隔离在家里，这比我们的医务人员幸运和安全得多。我有危险，我能保持积极乐观。为什么人们不能？我希望传达这一面，感染每一个人，鼓励每一个人。

一些网民叫我杜舒。我开玩笑说我还年轻，叫我杜宝。一些网友把我的照片画成漫画送给我。我感觉很温暖，我给网民力量，网民也给我力量。就像黑暗中的火炬，我能感觉到光，非常明亮，非常明亮。

如果一切重新开始，我仍然会选择当一名医生。我希望一切结束后，我能弥补与家人团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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